中宏网12月20日电(记者 韩鹏飞) 据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并通报处理结果。
调查显示,肖亚庆背弃初心使命,丧失政治意识和党性原则,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纪法底线失守,亲清不分,违规收受他人大额钱款。
基于肖亚庆的问题,中央纪委常委会依据相关法规条例,决定给予肖亚庆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肖亚庆未被移交司法,有何说法?
从处理结果看,肖亚庆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但保留了公职,对他违规收受大额钱款的问题并未移送司法机关,这里面有什么说法?据中纪委通报的内容显示,肖亚庆在被审查调查阶段,“能在较短时间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认错悔错,全额退缴违纪违法所得”,根据肖亚庆本人的认错表现,相关部门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最终对其问题进行从宽处理。
肖亚庆的处理结果公布后,有报道用“肖亚庆被‘断崖式’降级”来形容处理结果的内容。不过,这其中有值得推敲的细节,对肖亚庆的处理内容包含了政务撤职处分和降为一级主任科员。撤职是除去其所任职务,而降级针对他作为公务员的职级。
据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序列,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资历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晋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责。
一名公职人员因什么问题,职级会被降级?《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公务员职级实行能上能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职级:(一)不能胜任职位职责要求的;(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三)受到降职处理或者撤职处分的;(四)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从这一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肖亚庆因为违纪问题受到撤职处分后,其职级相应下调。
另外,根据公职人员职级表,肖亚庆原是省部级正职,级别在4~8级之间,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其级别在16~22之间,保守估计,肖亚庆被连降8级。
今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超过50人!
对肖亚庆的撤职降级处理并非“特例”。肖亚庆是二十大以后首个被降级并办理退休手续的“老虎”,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第九个被降级的“老虎”。
另外八人分别是: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建华2018年底被开除党籍,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退休手续;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被开除党籍,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退休手续;
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2022年8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省部级,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泽峰2022年5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巡视员;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
四川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彭宇行2019年10月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调研员;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2019年10月受到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
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2018年2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君2018年1月受到开除党籍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在这些因出现问题被撤职降级处理的官员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肖亚庆是降级幅度最多的一个。刘士余被查时的通报措辞和肖亚庆有相似之处,均被称为“同志”,被指“涉嫌违纪违法”,而非“严重违纪违法”,较为少见。
另外,据10月30日,中纪委通报的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数据显示,共有48名省部级干部被处分,再加上11月份6名省部级干部被查,今年已经有超过50名省部级干部“触网”,超过去年全年。
省部级官员落马存在哪些共同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有168名省部级官员因贪腐被调查,比如,徐才厚是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是首名落马的在职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荣是十八大后落马的首名副国级官员,杨栋梁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首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现任“一把手”,苏树林是十八大后首名落马的在职省长。再比如,年龄最大的是1942年12月生的周永康,也是由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正国级官员;年龄最小的是1968年7月生的安徽省副省长周春雨。
纵观这些省部级官员的贪腐问题,表现出贪腐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等共同特性。
权钱交易是主要内容,由于省部级高官手握大权, 一旦犯案, 涉案金额必然巨大, 动辄几百万、几千万, 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在被判刑的31名十八大后落马高官中有25人能够确定其涉案金额。经统计,这25人受贿金额平均每人约2605余万元。其中周永康涉案金额最高,超过了1.29亿元。最少为陈柏槐,约283万元。其中受贿千万元以下的只有3人,占12%。绝大多数官员的受贿金额在1000万元到5000万元之间。在贪腐持续时间长方面,比如,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1991年开始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在1992年,他就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在“带病提拔”方面,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榜中,官方证实或媒体报道存在带病提拔的“要害岗位”官员,比较典型的至少有12人。比如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升迁之路,历时13年步步升、步步贪。判决书显示:自1999年至2012年期间,李春城利用其担任成都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979.7597万元。
家庭腐败频现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所有的受贿卖官,几乎都以她的三妹妹韩玉芝和她的长子、原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作为中间人。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不仅为贪官丈夫保存赃款,还充当丈夫受贿中间人。最终,王怀忠被判处死刑,韩桂荣也因受贿被判刑10年。
落马高官行业上分布广泛。据统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国有企业以及军队,都有贪官落马。其中国有企业中还涉及金融业、汽车制造业,航空运输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及相关矿产资源的制造与加工等等。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之后可以发现,国家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国家权力机构、社会团体、人民法院都出现了落马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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