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宋利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专著《WTO框架下的国际反倾销政策与实践》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合著《新时期中国发展观——兼与当代国外发展观的比较研究》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国际名校作访问学者。
中宏网北京6月13日电(记者王镜榕)“自WTO成立以来,中国已经连续2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并且是美国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6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宋利芳在人大重阳发表专题演讲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引领我国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对华反倾销严峻挑战的根本出路。
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呈逐年攀升之势
“从1995年1月1日WTO成立以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的案件总数占了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将近1/4,反倾销调查约占23%,反倾销措施将近25%。”宋利芳教授指出,从1904年加拿大最早颁布实施《反倾销法》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与改革开放同步。1979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机械闹钟遭受欧共体的反倾销。
宋利芳强调,“如果一旦反倾销成立影响的将是整个产业或行业,受影响程度是致命性的。因为一旦实施反倾销措施,期限就是5年,若复审仍有必要实施,又是第二个5年。“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5年、10年的出口机会,对这个产业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那么,中国自WTO成立以来所遭受的反倾销情况如何?宋利芳教授从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以反倾销调查案件为例,呈逐年增长势头。从1995-2016年由一开始一年二十多起到现在超过一年90多起。宋利芳表示,“可以预见,今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继续扩大,反倾销的案件数量不会在短期之内减少,还会增长。”
第二,对华反倾销前5国或地区,分别是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巴西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排列第5,但是土耳其对中国反倾销措施数量比巴西多,排列第5。其中,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是印度,反倾销执行率最高的国家是土耳其。
第三,遭受国外反倾销最多的5类产品分别是:第一类,贱金属及其制品,尤其以钢铁为主;第二类是化工产品;第三类是机电产品;第四类是塑料橡胶制品;第五大类是纺织品。
对华反倾销为何排山倒海来袭?
宋利芳认为,WTO成立以来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呈蔓延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贸易总额来看,1978年的时候中国在全球排名第29位;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这5大类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优势产业,也是出口当中主要的拳头产品。”宋利芳教授指出,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自然树大招风,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出口量以及出口规模很小,人家根本不会在意你倾销与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越大意味着伙伴国逆差越大,逆差往往成为这个逆差国对顺差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原因。
此外,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对反倾销尚未重视,1997年才颁布我国的《反倾销条例》。“这意味着,我们1979年一改革开放就遭受了反倾销,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反倾销1997年才开始。”这就对相关国家缺乏了相应的反倾销调查震慑。
其次,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对有效应对反倾销具有重要影响。宋利芳教授指出,反倾销有三个条件,一是倾销成立,二是存在损害,三是前两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目前WTO有164个成员,只有78个成员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尤其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印度、美国、欧盟、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现有WTO反倾销框架体系下,这对中国应对反倾销调查非常不利。“所以怎么样争取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那些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第三,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多属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客观上也容易形成倾销。因为同质化竞争很容易导致价格竞争,一降价就形成倾销。
第四,由于应诉的高额成本以及相关法律意识的匮乏,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指控积极性不足。
印度是中国遭受反倾销的首要来源国
通过上述分析,再来看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首要来源国就不奇怪了。
宋利芳认为,一是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急剧扩大,1995年7.65亿美元,2016年584.15亿美元,22年间增长76.4倍;进出口总额701.79亿美元,进口117.64亿美元,顺差466.51亿美元;二是中印两国经济的高度近似性和竞争性,印度自然要保护本国产业。加征关税WTO不允许,就只能借助WTO所允许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三是中国企业对印度的反倾销政策及其实践缺乏了解;四是中国对印度的反倾销案件极少。1995-2016这22年当中,中国对全球调查234起,对印度调查只有7起,而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是最多的,中国对印度缺乏相应的反倾销威慑影响。
“钢铁产品是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出口产品”,对此,宋利芳表示,首先是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2017年全球钢铁生产中的粗钢产量约16亿吨,中国占了8亿多吨,达1/2。“尽管我们是钢铁生产大国,但是其实一些高精尖、高端的产品我们都需要靠进口。”二是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目的地相对集中于欧、美等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往往就是现在对中国钢铁产品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三是钢铁产业集中度低;四是各国对本国钢铁产业的高度保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特朗普要发起“232调查”,对中国、欧盟、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钢铁产品、铝产品都要分别征收关税25%、10%,就是因为钢铁产业的重要性。
确立对华反倾销的中国应对方略
宋利芳教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对华反倾销的应对方略:
第一是调整中国的传统出口贸易模式。调整优化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由出口大国变为出口强国,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就需要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增加产品附加值;调整出口产品的竞争策略,由价格竞争转向包括质量和售后服务等非价格竞争策略;转变出口贸易方式。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代替以往单纯的简单的产品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厂可增加东道国GDP、税收以及就业岗位,就不至于频频引发反倾销调查。
第二是积极应对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一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政策法规及其对华反倾销实践的研究;二是中国可通过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或构建自由贸易区,以避免或减少反倾销贸易摩擦,实现互利双赢。比如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自贸协定中有条款规定,相互不进行反倾销。三是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一旦出现倾销苗头,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就对成员企业和相关企业进行警示。
第三努力降低全球对中国的反倾销成功率,减轻反倾销导致的损失。首先就是积极应诉,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应诉基金作为后盾;二是争取反倾销主要发起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三是积极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摩擦。
第四适度强化中国的对外反倾销,对别国反倾销起到遏制作用。
第五积极应对国外钢铁反倾销,维护中国钢铁产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