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2月24日电 环球网日前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评论文章，研讨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偏见与隐患。

    与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相悖，西方似乎对“一带一路”来了一波联手反制：先是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宣扬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抨击“一带一路”不利于民主自由。同在慕安会上的法国总理菲利普对他表示支持，并称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制定”。最近又传出来，美澳日印四国要联手推出一项联合地区基础设施计划，以取代“一带一路”。究竟受了什么刺激，西方如此对待“一带一路”呢？

　　弥补西式全球化和发展模式不足

　　西方对“一带一路”的疑虑，背后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不理解、不认可，不能放弃自以为是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模式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但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失位、失真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

　　西方近年对自身发展模式本来就已不再自信，面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竞争更显焦虑，进而迁怒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联合公报贸易部分遭欧洲几个国家抵制而推迟发表并不得不改动，预示着中欧两种全球化之争：中国主张的发展导向全球化对欧洲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全球化。

　　西方主流声音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现在捍卫的WTO准则跟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已不一样。欧洲人倾向于出台更多规则，即“WTO+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干脆对多边规则就不感兴趣，要重新谈判规则。西欧认为风险在于“被夹在拒绝多边主义的美国和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国之间”，担心中国通过“16+1”机制与中东欧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协议，可能违反欧洲采购原则，因此要推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双多边协议，要对中国企业投资欧洲设限，防止后者通过并购“窃取”欧洲核心技术，甚至威胁要对中国企业征税。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已经不合时宜，还要强调公平贸易。因此，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遵循国际规则，西方仍有一些人不买账。谁的规则，老规则还是新规则？这是国际规则之争。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全球化的权益分配问题，同时事关国际竞争力和未来主导权之争，这些都集中在发展模式较量上。

　　其实，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中国模式。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一样，中国模式是学习、借鉴但又实现本土化、超越西方模式的结果，既折射了西方的成功，又努力规避着它的局限。如果西方做得那么好，真有普世价值，哪还有中国什么机会呢？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发展理念与模式，正在弥补西式全球化和西方发展模式的不足。作为老师，西方应感欣慰才对！

　　刺激西方投资证明“一带一路”正确

　　对“一带一路”的质疑，正反映了西方社会不认可、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推广。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完全是将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滑迁怒于中国。中国崛起及“一带一路”的高歌猛进，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指责中国，从“一带一路”开始。

　　与西方态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核心西方国家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在此过程中，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寻求建立一国主导的规则。如果说“一带一路”改变了什么，就是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着眼于陆海联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一带一路”让沿线国家的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说是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是更开放、包容的全球化，这与通过跨国公司或少数利益集团把整个世界变成投资场所的全球化有着本质不同。这大概是让西方有些人不安的原因吧。

　　当然，西方反对“一带一路”者并非我们的敌人，“一带一路”建设是举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需要争取西方发达国家参与。西方希望参与制定相关规则，确保中国遵守西方在全球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设定的人权、劳工、环保等标准，进而从内部影响“一带一路”规则制定和标准选择，因此，“一带一路”从概念股到绩优股、众筹股转换之后可以平缓低调操作，但造势阶段无法不高调，惹西方反弹也属正常。

　　再者说，刺激西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证明“一带一路”在引领国际合作新方向。对于美澳日印搞基建或投资非洲、中东欧，我们不仅不反对反而欢迎，欢迎它们共同造势，引领全球化从新自由主义主导向基础设施与民生推动的发展导向转变。西方从规则导向全球化转向发展导向全球化，本身就证明“一带一路”的正确。

　　西方不能再犯错了

　　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声，比如债务问题、标准问题、地缘政治、透明度、公开采购等，集中反映了它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方式、成效的质疑。只有当它们最终认识到中国模式具有普适性时，这些质疑才可能消失，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它意味着对发达国家所标榜的普世价值的致命冲击。

　　即便如此，“一带一路”倡议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进而推动各国相互理解、尊重、信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年前，欧洲著名人文学者艾科去世前曾感慨：欧洲错过18世纪“中国热”时建立与中国平等伙伴关系的历史机遇，再也不能犯错了。现在的西方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它不应错失“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大同、南北互鉴的历史机遇，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机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