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2月8日电 （记者 王镜榕 视频报道 崔朝辉）近期，一本智库专著在中国智库界引起较大关注。作者是智库的新锐领衔者，从2013年初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的执行负责人王文。2023年底，正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周年之际，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智库”英文（thinktank）的中文直译“思想坦克”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出版，就引起多位重要领导、智库同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近日，王文就中国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接受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2023年底，正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周年之际，《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专著作者，您怎么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年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王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提升之处。在《思想坦克：中国智库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我专门拿出一章来阐述，简单地说，可概括为“四多四少”现象。

　　一是新增了很多活跃新型智库，但超时代的思想产品还较少。

　　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收录，中国智库目前有980家，其中60%以上都是2013年以后建立的。如果算没有收录进去的，我的初步估计，过去十年，以“智库”为名建立的正式研究机构至少是1000家，包括许多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但是，超时代的思想产品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比如到底什么是“百年变局”？“历史终结论”30周年，历史是否在重新开始？“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以及该怎么落实？需要怎样的政策改革，才能撬动中国各级机构的改革热情与执行效率？2020年要完成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如何才能有效结合统一地完成？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六稳”，如何才能可持续性地实现？“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几个战略布局之间如何有效协调与落实？等等。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

　　虽然近年来不少领衔智库的研究成果频频获得了决策层的频繁指示与肯定，但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我有些担心，未来史书叙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思想史时，肯定会惊叹我们建立了许多“思想坦克”（thinktank），却常常以“有库无智”为由批判这个时代智库思想的贫瘠。

　　二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但人才流动的频率仍较少。

　　这些年，智库活动越来越多，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级城市，每天都有数十场不同主题的智库研讨会举行，尤其到周末，通常都会有数场百人规模的论坛会举行。值得肯定的是，每年都有多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颇有种“中国旋转门”的味道。正如“旋转门”概念提出者、美国知名智库专家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库应发挥两大人才功能，一是作为天资聪颖的政府官员的来源地，二是成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暂时离开政府部门人员的暂居地”。

　　让个别官员回流智库休养储备，或让智库学者“出世”担任政府官员，是非常好的迹象。但总体上看，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在当下中国，所谓“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制度设计，落实与推进仍是相当困难。在智库内部，具有一名优秀领导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规则遵从意识、深厚研究能力等特质的学者也不多。学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傲，缺少必要的基层锻炼与行政经验。“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的升迁传统，“仕而久则学”却是短期内难以普及的社会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孕才”功能是否能够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是否成规模、制度化地出现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

　　三是创建了许多中国智库品牌，但对世界的引领作用还较少。

　　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办了大量双边二轨智库对话，也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带有宣讲与介绍中国意味的国际研讨会，还越来越善于能在国际顶级媒体上发声、发文，提升中国智库的全球感召力、话语塑造力与品牌传播力。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是G20杭州峰会的共同牵头智库，曾推进多轮中美、中俄、中国巴西、中国伊朗、中国土耳其、中国尼泊尔等智库对话，还曾调研近百国，每年都会受邀参加包括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等多个顶级国际论坛并发言，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存在着浓烈的“中国交流饥渴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

　　然而，放眼全国，能够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具有全球号召力且让外界愿意听进去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直接导致在顶级国际论坛上接受发言邀请的中国学者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

　　政府已开始善用智库向国际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如何提升智库学者自身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能力，既能解外国想了解中国之渴，又能救国内对外释放声音之急，是当前中国智库学者提升全球影响的重中之重。

　　四是智库传播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社会美誉度的塑造仍还较少。

　　目前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在社会发声，不少智库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网与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本智库的观点与活动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场外交活动时，媒体会频繁采访智库学者。个别学者成了“网红”，拥有大量读者、听众与粉丝。

　　然而，但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广大群众对智库的认识仍存在两大严重的误区，一是神化，认为智库学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晓地，直通天庭，指点江山，雄论天下；二是矮化，认为智库学者多是“砖家”，巧舌如簧，忽悠民众，胡说八道，招摇撞骗。

　　相比之下，外国学者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水平显得更强，尽管实际可能未必如此。由此，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与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

　　当然，四个“多”折射了中国智库过去十年发展的成绩仍是主要的，2013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直面不断深化的现实多元性、舆情复杂性、大国博弈性，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四个“少”则说明智库发展的长期性与艰难性，以及提醒所有智库工作的努力方向，相信再过十年，中国智库发展又有可能是另一番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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