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新金融理论显得尤为重要。作者本文从人大监督下的政府财政制度、当前政府执行的财政金融制度、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向并行发展四个方面，探讨构建中国新金融理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结合学术研究依据和公共行政治理理论，提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人大监督；财政金融制度；计划与市场并行；公共治理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不仅对国内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也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金融理论。

　　一、适用于人大监督的中国特色政府财政制度

　　中国特色的政府财政制度强调人大对财政的监督，确保财政政策的透明性和合法性。人大监督下的政府财政制度能够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分配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和透明度。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防范腐败和不当使用公共资金，确保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进而为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学术研究依据：

　　《金融结构优化方法与理论》指出，中国的金融结构和财政制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提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存、结合，这为中国政府财政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共行政治理理论：

　　《治理与善治》中提出，治理是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二、当前政府执行的财政金融制度

　　在国家财政方面，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政府执行财政金融制度，主要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实现的。这一制度安排促进了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执行效率，为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学术研究依据：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综述》中提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公共行政治理理论：

　　《从公共服务到公共治理》中提到，公共治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创新。

　　三、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下，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能够依据经济发展需求进行适度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学术研究依据：

　　《金融体系结构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研究》基于金融体系结构差异视角，研究全球经济失衡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公共行政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多维性和包容性，允许不同经济体制的融合和发展。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向并行发展

　　中国在过去75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向并行、不断融合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保持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学术研究依据：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互为补充。

　　公共行政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多维性和包容性，允许不同经济体制的融合和发展。

　　综上，构建新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拟定未来研究将从人大监督的财政制度、政府执行的财政金融制度、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向并行发展四个方面，探讨了构建中国新金融理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结合学术研究依据和公共行政治理理论，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全球金融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一部分 全球金融理论的形成和现状

　　全球金融理论包括资产价格、资本流动、风险厌恶和金融系统中的流动性。要对全球金融理论形成和现状进行研究分析，首先要明确全球金融周期（GlobalFinancialCycle,GFC）理论概念。根据NBER的工作论文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全球金融周期理论旨在解释风险和安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全球金融周期中的总资本流动和净资本流动。该理论模型包含了全球风险厌恶冲击和投资者在国家内部和跨国之间的异质性。国家内部的异质性有助于解释在负面GFC冲击（全球风险厌恶增加）期间总资本流动的下降。跨国的异质性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对负面GFC冲击的不同脆弱性，关键的脆弱性与杠杆率有关。在数据和理论中，杠杆化国家（安全资产的净借款人）通过风险资产的负净流出和安全资产的正净流出来去杠杆化，经常账户上升，风险资产价格的下降大于平均水平。非杠杆化国家（安全资产的净贷方）则相反。根据ScienceDirect上的文章，尽管宏观和微观经济数据提供了关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实证证据，但理论模型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很少有模型能够生成与数据中看到的总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相关性，更不用说生成具有大资产定价影响和全球资本流动波动的时间变化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行为。然而，结构模型对于理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的联合力量是必要的。更好地理解GFC的潜在机制对于控制全球金融周期、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文章还讨论了全球金融周期对国内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途径。这表明全球金融理论正在不断发展，以适应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可以说较为概括的全球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对对国内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做了分析说明。而ResearchGate上的文章提供了全球金融理论的全面调查，这表明全球金融理论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涉及多个理论和实证研究。可见全球金融理论的形成和现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涉及对全球金融周期的理解、实证研究以及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演变，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在不断进步。

　　第二部分 发达西方世界国家的金融理论特点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这一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创立，强调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些理论强调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金融创新作为金融领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样也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西方金融创新理论从技术推进论到金融中介论，再到当代金融创新论，随着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逐渐计量化、模型化。

　　犹太人在金融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由于基督教教义禁止有息放贷，犹太人成为欧洲唯一能合法从事有息放贷的群体，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这种历史背景使得犹太人在金融领域积累了人力资本，并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犹太人重视教育，特别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这使得他们在金融行业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业迅速膨胀，出现了经济与资本高度金融化的趋势。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这与英美法律体系中强调权力分散和市场自由有关。西方金融理论体现出降低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参与资源配置的准入门槛，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疏通的方式让良币驱逐劣币。但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也会导致市场失败的结果。

　　所以发达西方世界国家的金融理论特点体现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理论、金融创新、犹太人在金融领域的深远影响、金融资本主义与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体系的差异以及金融理论内生的市场失败等方面。

　　第三部分 高速发展的中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的缺失

　　案例说明

　　在中国，信用卡办理和保险销售等金融服务的门槛相对较低，导致一些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和专业技能。许多信用卡和保险销售人员都自称是金融从业者，但实际上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往往不足。这种现象导致了金融产品的误售和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误解，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高利贷、P2P借贷和2011年后迅速扩张的伪私募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都是金融也发展轨迹上的严重的乱象。P2P平台在最初吸引了大量投资者，但随着市场的膨胀，许多平台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跑路等问题，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根据相关统计，2018年后P2P平台风险频发，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此外，许多P2P平台在借贷过程中采用了高利贷的方式，甚至还出现了“套路贷”等违法行为，给借款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尽管近年来监管力度有所加强，但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仍然存在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的问题。这使得一些不合规的金融活动得以滋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例如，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使得高利贷和非法借贷行为屡禁不止，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金融理论研究的不足成为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制度建设和改的的重大难题。当前，中国的金融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缺乏创新和原创性。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在现代金融学领域未能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导致中国的金融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无法有效指导实践。这种理论上的缺失使得金融市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案。中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从业者的专业性不足、高利贷和P2P市场的乱象、金融监管的不足以及金融理论研究的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对经济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特别补充说明中国的金融业与历史同生同在并不晚于西方任何国家。就传统中国易货制度中“货币”流通即时最好的金融行为证明。在古代传统易货制度中，商品或服务直接交换，无需使用货币作为中介。这种交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规模和效率，因为易货贸易要求双方需求的双重巧合，即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商品或服务。随着货币的出现，交易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现今中国发展为世界是经济大国金融面临的客观问题和应有积极研究探讨进步的正确认识。首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积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探索其货币本源。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存在银行以盈利为目的与创造货币公共品之间的天然矛盾，由此导致了内生的金融风险。其次便是金融监管挑战，中国金融监管需要对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不断提升金融系统内外链接水平。同时需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法治化建设，消除监管空白与监管盲区。众所周知中国国家制度监管法条在过去的75年有先发生在监管的潜在规则，而其在金融行业的表现更为明显有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等典型特征。在快速发展的当下提及创新与金融结合就更为突出，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大了风险防控难度，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网络安全、市场垄断、数据权属不清、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便是金融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失衡，金融服务的选择性和排斥性问题仍然存在，部分金融弱势群体无法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简单的归结中国金融市场呈现为“4+7”业态模式，“4”指国家中央控股或间接控制的四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大牌照金融机构，“7”则是指地方小金融牌照机构包括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私募基金、典当、保理、小贷等小牌照金融机构。不难发现从监管划分以及控股设立参股设立要求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金融资源共享失衡。

　　正确认识

　　我们可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但我们绝不不是金融强国。中国金融发展应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不照抄照搬也无法借鉴使用，但不拒绝借用学习西方国家金融成功成熟经验。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中国应尊重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规律，着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举措同时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监管与国家治理体系充分融合，现代化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表现，建设金融强国为全球金融繁荣和稳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在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挑战、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以及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我们的正确的认识将在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上促使我们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与国际先进接轨的金融创新与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

　　对人民币国际化作可行性我结合以下几个方面表达个人观点。首先从建国75年历史来看，经过75年的迅速发展我国依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三年疫情后我国经济迅速复苏并名列世界前列，特殊时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最后日趋综合的全球大一统国际环境下加强交流与合作、加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各自优越制度的协同发展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实践的产物值得经验分享。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建立75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的确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需求增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其先进性和可行性。党的领导、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保持政治稳定等显著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这种制度优势使得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具有吸引力，增强了他们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合作与协同发展，在日趋综合的全球大一统国际环境下，中国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RCEP等区域合作框架，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通过这些合作机制，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不断丰富，区域接受度进一步提升。同时，中国也在推动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兴业，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加开放和便利的市场环境。

　　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存人民币国家化的障碍呢？我到不那么乐观，我认为同样面临挑战和需要正确认识。尽管人民币国际化面临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非一般的挑战。例如，国内经济基本面承压、外部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等因素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信心。疫情之后全国各地房市连续下跌、人民消费信心不足，企业倒闭潮等都严重影响着国内国际的金融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因此正确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需要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和吸引力。最根本的是要提升国内经济增长水平增加百姓生活福祉，建立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经济未来向好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或将成为必然，其可行性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合作与协同发展显而易见。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积极应对来自各方挑战，拿出能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n种预案。

　　坚决制止

　　逐高利、现金放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都是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政策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防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政策的核心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这表明，任何逐高利、现金放贷的行为，如果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增加系统性风险，都是不被允许的。全球金融发展趋势更加强调金融稳定和合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提到曾明确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治理，在疫情应对、国际金融合作、绿色金融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同时表明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投机行为，支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是历史使命。当然中国金融政策中对高利贷行为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制，中国法律明确禁止高利贷行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高利贷行为纳入刑法视野，符合条件的开始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显示了中国在法律层面对高利贷行为的严格规制。现实案例也充分证明高利贷行为将付诸严重的法律后果。在实际案例中，有多起因高利贷行为而被法律惩处的案例。例如，李某陆续出借700万元给陈某某用于发放高利贷，法院判决该借款行为无效，并要求陈某某返还借款本金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对于超过部分的利息应冲抵借款本金。另一个案例中，高某、何某因合伙从事高利放贷业务，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案例明确表明，高利贷行为在中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且有严重的法律后果。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政策的角度，还是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以及中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和实际案例，都明确表明逐高利、现金放贷的行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是行不通的。

　　第四部分 世界他国金融体系在中国行不通

　　德国的金融体系以其稳定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紧密联系而著称，但将其直接借鉴应用于中国可以吗？我认为是不行的，可能会面临一系列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以下列举几个关键的理论依据，说明为什么德国的“世界大同先进共享国家金融体系”在中国可能行不通。

　　首先，金融体系结构差异。德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而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也是以银行为主导，但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且中国金融体系因为人口数量和地域规模的复杂性与德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银行业总资产占比高，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发展。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决定着着不能简单地将德国模式直接复制到中国。其次，经济发展阶段和目标差异。德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其经济结构和历史背景紧密相关，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目标与德国不同。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一个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发展。德国模式可能无法完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第三，则是法律体系和监管环境差异。德国的金融体系运行在一套与其法律体系和监管环境相适应的框架内。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监管环境与德国存在差异，直接应用德国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加大法律和监管上的障碍。第四，文化和历史背景差异。德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与其文化和历史背景有关。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且不同时期阶段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些因素对金融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有着深远影响。德国的金融文化强调秩序和稳定性，而中国的金融文化可能更强调在不同阶段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差异。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与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密切相关。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到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这与德国的政策环境完全不同。最后，金融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包括金融市场的成熟度、金融监管的能力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接受度。德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路径可能就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作为发达国家德国的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可以为中国提供了借鉴，但由于两国在金融体系结构、经济发展阶段、法律体系、文化背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德国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中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金融发展策略。

　　第五部分 构建新中国特色金融体系

　　根据《金融结构优化方法与理论》中国的金融结构和财政制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人大监督下的政府财政制度能够确保财政政策的透明性和合法性，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早年厉以宁教授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同样提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存、结合，这为中国政府财政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强调了人大在财政监督中的作用，符合人大监督的中国特色政府财政制度。从公共行政治理角度，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中提出治理是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人大监督下的财政制度正是这种治理理论的体现，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综述》中提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表明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政府执行财政金融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政府执行财政金融制度在国家财政方面起到了构建新中国特设金融理论的制度基础。《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政府执行财政金融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学者顾建光在《从公共服务到公共治理》中提到，公共治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创新，这与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政府执行财政金融制度相呼应，强调了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创新和适应性。依据需求适度调整《金融体系结构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研究》基于金融体系结构差异视角，研究全球经济失衡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为中国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充分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下的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宏观统筹。另一方面在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这与中央财政经济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相契合，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下的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后75年的发展历史检验并证明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都会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向并行不断融合发展的产物。厉以宁教授早年的文章《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互为补充，这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向并行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全球公共治理理论均强调治理的多维性和包容性，允许不同经济体制的融合和发展。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相符合，体现出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有规可循的。

　　总而言之，构建新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新理论必定会得到学术界研究和公共行政治理实证案列研究的广泛支持，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必将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构建发展提供帮助。进而助推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辉煌。（作者：曾波，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终身院士、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