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其培育需以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以产业升级构建实践载体,以制度协同优化发展生态。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已形成局部优势,但仍面临技术转化效率不足、区域创新失衡、国际竞争加剧等结构性挑战。需通过强化“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深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与新兴产业布局、构建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一、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激活增长引擎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打破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2025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将技术变革置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需从基础研究突破与场景应用落地两方面协同发力。
1、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
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已实现局部突破,国产大模型在多模态任务中取得关键进展,加速了技术从实验室向产业的转化。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半导体、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需攻坚。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学研协同机制。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约6%-7%,与发达国家15%以上的水平存在差距,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对此,需通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例如,国家开发银行2025年一季度新增贷款重点支持田湾核电站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大科学装置集群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支撑。
2、场景创新与技术商业化落地
技术突破需以市场需求为牵引,通过“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政策行动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在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通过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实现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20%-25%;医疗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将基层医院CT影像诊断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有效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不足问题。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24年末,北京银行累计为5万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超1.2万亿元,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2025年人民银行拟将科技创新再贷款规模从5000亿元扩大至8000亿-1万亿元,降低利率并简化流程,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二、产业升级:传统转型与新兴培育双轮驱动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需通过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更新与消费升级联动,构建“老树发新芽”与“小苗成大树”并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龙头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效率跃升。海尔集团建成10座“灯塔工厂”,覆盖家电、智慧楼宇等多领域,其中郑州热水器互联工厂通过工业4.0技术应用,订单响应提前期缩短25%,生产效率提升31%,不良率下降56%,能源消耗降低20%;小米集团2024年研发投入240亿元,占营收超6%,2025年计划增至300亿元,聚焦AIoT与汽车智能化,推动消费电子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政策层面,《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明确,到2026年将新制定AI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50项以上,覆盖算法安全、数据治理等关键环节,为产业转型提供规范指引。
2、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培育增长新支柱
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增长10.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增速显著高于工业平均水平。地方政府通过专项规划抢占赛道,如广东省将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列为未来产业集群重点方向,2025年计划新增省级未来产业园区10个,推动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协同推进。
3、城市更新与消费升级联动:释放内需潜力
“城市更新”被列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其目标不仅是物理空间改造,更通过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发展智慧社区等激活民生需求。2024年北京市新开工城市更新项目300个,完工200个,同步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结合《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政策导向,智能家电、装配式装修等领域获税收优惠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与消费升级形成联动,将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应用场景。
三、制度协同: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生态屏障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通过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财税金融政策,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生态。
1、民营经济:激活创新主体活力
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但其发展仍面临融资难、市场准入壁垒等问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推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法治环境优化、清理拖欠账款等增强企业信心。例如,浙江省将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纳入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将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由30%提高到40%,直接惠及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新活力。
2、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核心竞争优势,但地方保护主义、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仍然存在。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税收优惠政策的联动,到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施行,再到2025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的对外发布,标志着制度协同的突破和制度框架的初步完善,逐步推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配置,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3、财税与金融政策: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财政政策强化定向支持,2025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5000亿元用于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货币政策优化结构,科技创新再贷款规模拟从5000亿元扩大至8000亿-1万亿元,降低利率并简化流程,预计带动科技企业融资成本下降0.5-0.8个百分点。中国银行2025年上半年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95%,叠加财政贴息政策,形成“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合力,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
四、挑战与应对:破解结构性矛盾,提升发展韧性
当前新质生产力培育仍面临三重核心挑战,需通过系统性策略应对,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核心挑战:结构性矛盾与外部风险叠加
技术转化效率不足是首要瓶颈,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处于30%-35%区间,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差距显著,核心症结在于产学研用衔接机制不完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
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东部地区2023年GDP占全国52.1%,人均GDP较中西部高出60%左右,创新要素集聚度差异明显,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五年位列全球创新指数第二,而中西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仅为东部的1/2到1/3。
国际技术竞争压力加剧,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及其出口管制措施加强对先进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出口限制,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限制稀土、锂等资源出口。技术封锁政策已导致28nm以下先进制程设备进口受阻,部分项目投产周期被迫延长,影响产业升级节奏。
2、战略应对: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
强化全链条创新闭环是关键,需借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经验,推动“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转化”衔接。国家开发银行2025年一季度向十大经济大省新增贷款1850亿元,重点支持田湾核电站7/8号机组、济南轨道交通4号线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市场引导创新资源向关键领域集中。
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527个,带动社会资本超4800亿元,推动东部技术向中西部转移;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过“上海研发+南通转化”的跨区域协同模式,构建了“产业飞地+创新飞地”双向赋能机制,实现技术、资本、产业链资源的高效跨区域流动。2024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成为深化长三角区域协同、促进要素流动的典型实践。
提升国际竞争应对能力,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布局产业链,2024年对共建国家高技术产业等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5.4%,重点布局数字基建、清洁能源、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建立海外项目风险防控机制,2024年工程保险市场规模突破5800亿元,“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保险渗透率提升至68%,通过风险保障支撑项目落地,降低技术封锁冲击。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需聚焦三大核心任务: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对接,避免“重研发、轻转化”,推动技术攻关与市场需求协同;二是推动政策落地效能评估,建立动态优化机制,确保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形成合力;三是平衡区域创新差异,通过要素跨区域流动缩小发展差距,构建东中西部协同发展格局。需警惕技术攻关“孤岛化”、政策协同“碎片化”等风险,在质量、结构、安全的统一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格局变革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根基。(朱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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