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 王镜榕 视频报道 游心如）在2024年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之际，“中宏论坛——携手高校 中宏观察家面对面（清华篇）”网络直播活动，于3月20日下午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实验室举行。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原副院长刘大成。 中宏网记者 康书源摄

　　聚焦“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大成应邀出席论坛并接受现场访谈。

　　以下是刘大成的现场访谈：

中国制造、数字化转型关键之役

　　中宏网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还存在很多的短板。短板背后昭示我们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请问您怎么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瓶颈或者短板？

　　刘大成：我刚带队从德国海外移动课堂回来，其中参观的企业既包括全球闻名的位于德国汉堡的空中客车工厂，也包括只有业内知晓“小而美”的隐形冠军企业——黑森州富尔达。空客现在已有的订单就超过8000架飞机，覆盖了未来10年的生产任务。在现场交流中发现，一是产品的技术壁垒很高，二是劳动者的生产负荷很低，三是企业的利润非常高；而富尔达的特点则是与全球头部企业的客户有长期稳定可靠且利润持续提升。

　　我的感受，德国制造业有两点和我们的“中国制造”非常不同。第一是在产品质量和品牌上孜孜以求，追求长期效应。有一个词汇叫“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从近似侮辱性到极有荣誉性。因为英国国王是德国裔，所以在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的请求下，因为工业革命而成为全球经济领袖的英国人帮助德国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园区鲁尔工业区，但当时经济落后的德国并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消化“德国制造”商品，只能又卖回给具有消费能力的英国，但英国从市场经济角度要求德国商品必须注明“Made in Germany”，相当于是明码标价的“质价双低”；但是100多年过去，德国人孜孜以求，占德国出口26%的全球隐形冠军就高达1307个，超过了全球50%以上。许多历经百年的家族式企业对产品质量和企业品牌孜孜以求，特别是从“产品是生产出来的”逐步过渡到“产品是检验出来的”、“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断向技术使能、科学使能提升，而且让设备、车间和企业与劳动者相适应，达到以人为本的制造体系，占据全球制造业的高端位势。

　　第二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上孜孜以求。大家都知道工业4.0和其中最核心的赛博物理系统CPS都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可能并不知道提出的背景。1985年美国DARPA计划让里海大学艾柯卡研究所做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的研究，三年后的研究成果包括虚拟企业，实质上就是“互联网+制造”，美国政府希望在制造业的微笑曲线里不仅占据投资、市场和品牌而获得商品中最大利润份额，还期待通过“互联网+制造”把制造业的核心数据拿到手里，现在我们都了解了数据的价值。当时的德国制造在网络数据上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西门子的工控机可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采集设备和生产底层数据，二是覆盖企业生产管理全过程的全球最大的ERP公司就是德国的SAP公司，ERP覆盖了企业生产中的主生产计划MPS、物料资源规划MRP、制造资源计划MRP-II等所有的运营管理体系及其数据。德国首相默克尔及时发现到这一点，并要求以西门子、SAP两家企业联合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Gesellschaft）、斯图加特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等学术组织共同为德国中小企业打造一个以数据驱动的、未来数据互通和数据场景变现的基于赛博物理系统的工业4.0标准和体系。这次我们参访的多家企业都在规划和运用全球最先进的数字化黑科技技术或产品。

　　这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欧盟成立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优势要素禀赋都突破了原来的国界障碍、货币障碍而汇集到原本二战战败的德国，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超大幅度提升，也将欧盟其他国家原本具有的“比较优势”归于无形。

　　回到咱们“中国制造”。应该说“中国制造”在全球低中端制造业市场中依旧具有强优竞争力，但外部形势却发生了巨变。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商品严重匮乏、供不应求已经逐步转变为供过于求、供严重大于求的形势。“中国制造”的全球领先应主要归功于渴望全球化市场的中国进入WTO，2001年，中国GDP为1.3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仅为4.02%，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中国GDP的38.35%，出口占4.04%；到了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64.24%，出口占35.36%，达到历史顶峰，而后便掉头向下；2007年，中国GDP超过德国，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但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一直在占GDP的33%左右徘徊，“中国制造”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以鞋业为例，全球80亿人，2022年中国鞋业产量是135亿双，但产能可以高达200亿双；更不用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都属于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都面临一个全新的转型要求，如何调动国际国内消费，如何面向全球市场，如何引导中国消费，都成为新时代的课题。

　　另外我们面临的就是全球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压力。通过物联网、窄带物联网等新型感知可以拿到海量数据，共享单车和小区门禁让我们深刻体验到物联网的力量；而云计算才能把感知的海量数据变成了大数据，2002年亚马逊公司推出的AWS带动了全球云计算，由此推动了大数据，由大数据组成的数据要素变成新的生产资料；如此海量的大数据处理需要更强大而日新月异的算力，2021年，谷歌公司推出的D-Wave2X量子将当时的计算速度提高到原有CPU的1亿倍；2022年9月30日，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擎天柱机器人的每个关节的控制器Dojo1都有1500个D1并联计算，算力高达9PFLOPs；2024年3月18日英伟达公司的GTC2024大会又把GPU芯片A100提高到B200，算力达到1300个AITOPs，相当于每秒处理万亿次计算，算力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人工智能在算力支持下，形成了超越以往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在Chat-GPT之后，各公司陆续推出Grok、Gemini、Sora和GPT5等等，且已经能够在文字、声音和视频的多模态自然语言理解上全面超过人类专家，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指日可待，新生产力和人工智能推动了新的生产关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最大的智慧革命时代，“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数字化转型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精准施策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宏网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如何准确地理解因地制宜？如何精准地施策做到因地制宜？

　　刘大成：我们的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要素禀赋是完全不重合且不一样的，这与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化休戚相关。在过去百年的建国前军阀工业时代和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的国防工业时代，都是以东北和东北辐射的国防三线建设企业为核心，是以1904年到1916年的俄罗斯远东大铁路构建了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汇集所诞生的工业产业结构，东北地区成为欧亚大陆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三线建设则是将东北的要素禀赋在国家统一布局规划统筹实施下进行的辐射。

　　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后，发现世界商贸和物流通道发生了巨变，1956-1965年国际标准集装箱及其多式联运的发明和发展，推动了海运船舶从5000吨载重跃升到了5万吨、10万吨、20万吨、30万吨直到40万吨载重，中国对外通道从俄罗斯远东铁路转移到海运港口，特别是东南沿海港口，改革开放最早的区域属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并逐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中国制造”如何形成的呢？1998年到2001年我给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县”的顺德市（县级市）政府做科技顾问，“广东起步在顺德”，而我了解到顺德的起步就是因为当年顺德人逃到香港人数最多，改革开放后回来顺德，他们了解英美法系及其相应的市场商业规则，顺德制造由此开始；而江苏省的起步一是因为乡镇企业与上海市“星期天工程师”的叠加效应，更是因为1993年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与新加坡共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全国仅有的工业电力基本上都给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从而带动和辐射周边乡镇企业产生了江苏产业集群；而后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发展壮大，浙江省因为“放水养鱼”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既有历史要素，又有它本身面向全球化市场而形成的要素禀赋生长过程，因此，各区域各行业需要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抑制劣势，协同互补，错位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特别在各地政府从产业集群1.0到产业集群2.0、产业集群3.0和面向产业集群4.0的政策支撑带动下，“中国制造”已经具备了全球化市场中强大的竞争力。但我们现在也面临特别强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风险，其实，产业链生态是经济学的概念，供应链是管理学的概念，产业链供应链就是把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一体，面向全球化竞争和“逆全球化”思潮。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在面向低中端市场的全球化竞争时，实质上是有优势的。首先是中国“内循环”是可能的，由于幅员辽阔，东南沿海-中部-西部相距1000-2000公里，要素禀赋不同，劳动力价格梯次差异大，经济区域体可以自成循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逐年上涨，当下投入产出回报率最高的是以长沙-郑州-武汉-郑州-西安-重庆-成都为新产业核心轴区域的，其投资回报率已经超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杭州、苏州等明星城市，为什么呢？这就是产业集群的转移。

　　其次，“内循环”绝对不能代替“外循环”，全球化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根本，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依然是“两头在外，中间生产”，极端地说还是加工为主，中国消费多来自于中国制造，我们决不能自己关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就是不仅看到现有要素禀赋，还要看到产业结构转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国与全球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它是作为消费所在和技术创新地所在，中国等许多国家是作为先进制造地所在，还有像非洲、南美、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他们是作为资源的核心方。消费-生产-资源区域能够形成全球整个的产业链生态，中国幅员辽阔，收入的地势差、消费的地势差和劳动力的地势差都大，中国的消费-生产-资源区域也同样是中国产业链生态，更是全球产业链生态的补充，这种因地制宜是必要的。

自觉承担大众传播时代的学者责任

　　中宏网记者：对于大学学者来说，如何发挥大众传媒的渠道和公众进行公共话题的交流和沟通，您对此有何心得或建议？

　　刘大成：对于大众传媒，我挺注重的，2016年到2018年，我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和新华社客户端签约，每周一期个人物流评论专栏，三年累计阅读量达到了7.16亿人次，可以说个人对大众媒体的感知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我要重点说的是，现在是一个“媒体平权时代”。历史上，当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和纸张出现后，天主教以羊皮卷上的圣经所垄断的宗教解释就被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替代了，教徒们因为纸质印刷的圣经价格便宜而人手一本，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当1810年“现代大学之母”柏林（洪堡）大学出现后，百年的普及教育使得德国平民开始能读懂文章。而现在，由于智慧手机和短视频的普及，需要阅读能力的文字让位于可以无需任何知识储备的短视频，网红成为媒体平权主义最大的获益者，而且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信息“茧房”的生长，高额经济回报又带来越来越多的网红投身其中，但眼球和需求的引导至关重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具有更多知识和更强文化的大学学者也应该更好去在“媒体平权时代”发出科学的声音，对社会发展应有更好的引导。

　　大学学者想要起到引导的作用，也要了解我们的受众基数。从国内收入和教育程度来看，如果用人数去叠加的时候，会发现平权时代的媒体导向与传统的媒体恰巧相反，这就考验学者们的智慧，一是要接受这种平权，二是要在平权时代做出精品。

　　未来谁能抓住人们思想，或者说当人的灵魂走得慢了，如何能追得上时代的步伐，这实际上就是学者如何通过平权媒体争夺平民的眼球。感谢中宏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让人们去更深入理解国家政策，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科技未来的走向和我们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学学者应该担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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