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1月15日电 1月14日，围绕“踔厉奋发 共赢未来”主题，2023年中宏观察家迎春座谈会圆满召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以下是许正中发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当代最大的时代变迁是人类到了告别工业文明，全面向数字文明转型的临界期，这需要我们共产党人要勇于胸怀天下，敢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他强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由此可见，以数字中国战略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第一，数字中国战略为处于新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向。

　　新冠疫情让数字文明提前了30年到来，俄乌战争又使数字文明至少提前了50年。站在未来谋划发展已成为政治家、战略家和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的新常态，以排山倒海之势引发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最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的井喷，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3D打印、元宇宙等一系列数字技术一方面不断地颠覆世界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之间也相互浸透、相互赋能、相互颠覆，技术突破的速度和新技术产业化的浓度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动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科技生态的改变使得数字新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脑特征，正在彻底改变着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推动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地点的全方位变革，带来相互赋能的共生、共荣、共享、共富的新现象，推动产业类脑型集群式的突破以及叠加式和交互式的发展。以俄乌战争为例，工业文明的钢铁洪流的阵地战遭遇了数字文明的军民融合的游击战的沉重打击，由此推动世界格局从地缘帝国向科技帝国转变。

　　第二，清晰判断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这一关键生产要素像水一样具有全领域全层面的浸透性。那些基于平面竞争的工业思维模式均面临颠覆式挑战。在国内层面，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的“三卡”问题最为突出，一是“卡脖子”，即缺乏高端专用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卡脑子”，即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发展滞后；三是“卡嗓子”，即缺乏国际话语权。同时，中国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高福利陷阱和高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挑战。为了突破这些发展瓶颈，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性永续性发展，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根据研究，城市化可以使人均GDP增长至2万美元，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能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需要寻求新领域。据研究，中国个人拥有的数据，其价值大约人均2万美元，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将这一价值释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空间。在国际层面，从中美贸易冲突到俄乌战争，地缘政治需要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经济效率将不再是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唯一驱动力，安全因素对于全球经济布局的重要性显著提升。2022年4月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在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中说，“这场战争可能对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国际公司仍将面临着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动机，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他们这样做的（地域）范围。”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公开演讲中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将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虑分开，将越来越困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同时，数字技术正在带来新一轮沉浸嵌入式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呼唤世界性的公共产品，要求将传统的基础设施数字化，同时要铺设技术性基础设施、制度性基础设施和安全性基础设施，以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在这一背景下，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全球竞争新的着力点。曾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提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较大的技术进步，但是还没有形成促进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走出一条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路子。”

　　第三，引育全球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在数字时代，中国应该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做出贡献。首先，坚持高水平开放，扩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制度。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需要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对接，提高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推行、维护和运营新的国际规则，推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开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巨大优势。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网络平台的价值与互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当前美国的移动终端数量仅仅不到4亿，中国则高达12亿，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因此扩大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更多空间。其次，构建域外治理体系。提升制度建设水平是推动中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产权、知权、股权、资权和税权五权联动渗透形成的制度工具将成为构建域外治理的基础设施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倡导竞合多赢的中国方案，引领创制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新型全球发展环境。最后，引育全球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0-1-100-10000的产业体系，搭建产业链、创新链相互联动的双链条，实现重大的产业发展和重大的技术突破，打造高技术集合型的产业集群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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