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4月24日电 聚焦“碳中和：中美大国责任与新未来”主题，中宏论坛第十四场在线研讨4月23日下午召开。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张中祥简要回顾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成果，对中国通过多边机制解决气候变化的长期努力及主要成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强调，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声明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此外，张中祥还对中国碳中和主题投资与新能源发展机遇、国内能源治理逻辑等热点进行了解读。
以下是张中祥发言：
从1997年日本京都以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不断变化的国内与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策略。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中国逐步从一开始的边缘配角向中心主角转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各种高级别的领导人会议，旨在推动《巴黎协定》在减排长期目标、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盘点机制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全面有效落实，各缔约方不断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提出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内的目标。这就是从2020年9月以来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中美两国在上海围绕气候变化进行磋商、美国召集的领导人气候峰会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背景。
中国两次宣布气候承诺平台意味深长
2020年9月16日中欧领导人举行会晤，中法德三方就明确提出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2020年9月22日，中国领导人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20年12月12日旨在纪念《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的气候雄心峰会，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可见，虽然中国30·60目标和自主贡献新举措与中欧领导人互动或在欧盟领导人邀请的峰会有关，但其实都是在联合国平台或相关活动上发布的。说明中国一直是维护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多边机制来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这些才是对中国承诺的正确的解读和应有的认识高度。很遗憾，我尚未看到国内舆论报道把中国为什么选择在那两个平台或相关活动上宣布承诺的深层意义表达出来。国外的媒体，更荒唐地认为这些是展现法德气候领导力外交的胜利。
中美联合声明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
这在联合声明开始前两段尤其完美体现出来。回顾过去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走向未来，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这表明中美合作可取得意想不到、甚至不可为的成果。同时强调与其他国家/各方一道，表明虽然中美合作重要，但是坚持多边主义立场。
智慧同样体现在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的表述中。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作为白登政府的首位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在上海与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讨论，推动中美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和《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为4月22-23日美国总统召集的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做准备。因此，克里访华是否成功就是看中国领导人是否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声明用了“期待”，非常高超。既然中国领导人已被美国总统邀请参会，如果没有意愿参加，那期待什么呢？期待表明原则上/基本上同意，但又留有余地。毕竟，美国接连不断做出伤害中国利益的事，如果美国在开会前做出中国不能容忍的事，中国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会议。
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双方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中所体现的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生产和消费的措施，加强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4月16日下午，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同步在中法德领导人峰会上公布。表明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体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均衡体现了双方的关切
中美两国都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温室气体远不止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也不是温室效应最强的温室气体。中国承诺2060年前碳中和，这个到底仅仅是二氧化碳净零排放，还是所有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存在很大区别。联合声明中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明确了碳中和是指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个体现了美国的关切。但没有明确时间，反映了中国的立场。
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虽然中美这样大的经济体和排放大国自身的减排至关重要，但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低碳绿色转型责无旁贷。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高碳投资非常关切，一些政客和西方主要媒体甚至经常拿这事指责中国。中国或中国企业要特别注意海外投资和国家发展援助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就如同在国内投资也要重视这些问题一样。但这个问题的确比较复杂，涉及的因素很多，必须客观、多视角地看待。比如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这些国家更多还是考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有些投资反映了接受国的偏好。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煤电项目更多是巴基斯坦倾向煤电项目，因为巴方认为煤电项目既可以减少石油进口，又可以比较快地解决电力短缺，促进经济发展。
不过中美两国可在公共资金向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对公共投资的定义和承诺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严格执行等关键因素能否达成共识。比如，哪些项目不能再接受公共投资？满足什么技术条件境外燃煤电厂可获得公共投资？对哪类受惠国可例外？不过，在还没有形成共识之前，对公共资金支持境外火电融资，中国做法比较务实，但这更多是市场机制使然，而不是特定产业政策的助推和保护。
中美合作领域关注双方共同的关切
承诺是否严格仅仅看减排目标是不够的，还要看是否采取具体行动来实现目标。
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单位GDP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五年规划，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自“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节能目标以来已过去的三个五年规划，二个5年规划中提出的约束性的节能目标仍在路上。
美国就更令人不放心了。到目前为止，只能说美国建立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基础，但美国还没有建立严格的信誉，督促或施压别的经济体承担更多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美国气候变化的承诺和政策只有通过美国国会立法通过才会更具有效性，更持久，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也才更有信誉。通过总统行政令推动的一些政策，的确可快速付诸行动，但并不能保证持久。就像拜登推翻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一样，谁知道拜登的继任者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对未来存在更大不确定性的美国，更需要关注短期行动。
从减少排放思路来看，投资或合作机会一定藏在排碳最多或减排最有潜力的地方，具体的减排行动可能在这些相关领域。中美联合声明列出的合作领域恰恰反映了这点。双方将在COP26前及其后，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增加发展可再生能源等8个优先领域开展对话和交流。
这些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美双方共同的关切，同时各自又可受益。通过合作，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更快、更有效。以前两个优先合作领域来说，碳中和要求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无碳化深度调整，要求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下降、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上升。而风能太阳能出力受天气影响大，所以就要发展储能。出力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的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电网给电力系统稳定带来了新挑战，美国发生的德州电网瘫痪也与新能源接入有关，说明电网可靠性的重要性。美国以前也是主要靠煤电，随着页岩气爆发性增长，大量煤电被气电代替，但碳中和要求向无碳化深度调整，气电也面临着碳资产的搁置问题。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主要靠煤电。全国大约10亿千瓦在运煤电机组平均运行年龄只有大约12年，离现代煤电厂正常退役还有20~30年时间。让这些机组提前退役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机组运行年龄更短。因此，中美都不同程度面临避免电厂碳资产的搁置问题，都需要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S)技术。至少，CCS技术作为保底技术，也就是零碳技术成本的上限（因为在没有别的可行技术的情况下，总是可以通过CCS来实现零碳排放），可允许这些煤电厂不至于全部提前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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