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12月15日电 聚焦“‘一带一路’携进与全球治理新逻辑”主题，中宏论坛第十场在线研讨于12月15日下午举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沈国兵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沈国兵教授结合实证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对沿线国家治理所发生的四个方面（即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则质量等四个维度）积极变化作了“量化”比较和分析，就未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以下是沈国兵教授发言：
第一部分：提升“一带一路”营商环境
第一，新时代背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并强调“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据此，新时代下虽然依托国内市场的大循环是重要的，但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功能，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着力推进全面开放，加快构建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提升我国供需适配性，这对建设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至关重要(沈国兵，2020）。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影响的角度，考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在营商环境制度质量方面产生的溢出效应。
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统计比较。截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727.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7%，远高于2003年的4%。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占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增速反而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来源：2003-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世界银行的专家Kaufmann和Kraay等开发了“世界治理指标”，从六大维度对一个国家的营商制度质量进行了分解：一是腐败控制（ControlofCorruption）；二是政府效能（GovernmentEffectiveness）；三是政治稳定（PoliticalStabilityandAbsenceofViolence）；四是规则质量（RegulatoryQuality）；五是法治水平（RuleofLaw）；六是话语权和问责制（VoiceandAccountability）。该制度质量指标数值越大，则表示该国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越好。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会受到其本身历史的惯性影响，为此，本文通过使用两步法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的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之后，使用GMM模型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则质量这四个维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法制水平也是促进的但不显著，而对东道国的话语权和问责制度则是负面的，反而呈现出对中国很不利。据此，对于刻意误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部分西方媒体，需要使用国际规范的语言对其进行批驳，化解阴谋论带来的负面形象，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协调。
第二部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第一，“十三五”期间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
具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如下：
（1）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G20议程，将绿色金融引入议程，推动G20相关国际规则磋商和制定；
（2）积极参与IMF、世界银行、WTO，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稳步推动与经合组织磋商合作；
（3）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开创性发行SDR债券，改变了全球储备货币构成；
（4）共建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有力补充了国际货币体系；
（5）支持WTO继续加强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
（6）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7个自贸区协定。
第二，为什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
（1）国际经贸环境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亟待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2）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霸权地位削弱，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亟待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3）美欧联合声明搞得新的贸易标准体系，将给中国等深度参与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需要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来加以规制，防止全球性产业链、供应链断供危机。
因此，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贸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个别国家以臆想危及其安全为由人为破坏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制造金融不确定性，使得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得愈发紧迫。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及“十四五”规划建议均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及中国发挥的作用
预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构建共商共建共享、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体发挥作用的举措是：
一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和改革。
二是以深度融入国际一体化大市场为动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四是以锚住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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