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4月22日电(记者王镜榕 视频报道 姚晨龙 苏乐 刘志洪) 聚焦“防疫常态化如何决胜脱贫攻坚?”,中宏论坛战疫系列研讨活动(第二场)4月22日下午成功召开。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方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董少鹏,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史英哲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并主题发言。
中宏观察家王军就一季度统计数据所蕴含的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以及二季度经济逆势突围可能面临的六个方面的挑战提出解决之道。
以下是发言实录: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刚刚过去的一季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极不寻常,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一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是一个艰难的开局,GDP同比下降6.8%,显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短期经济衰退。围绕今天主题,我主要讲三个观点:一季度经济中的结构性、边际性亮点,二季度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下一步推动经济复苏的几点建议。
疫情之下一季度经济数据仍有一些结构性亮点
尽管各项数据显示经济呈现下滑态势,但是,其中显现出的一些结构性亮点也非常引人注目。从环比来看,各项宏观指标3月份的表现明显较2月份有所改善,尤其是供应端明显强于需求端。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前两个月负增长13.5%,3月份则轻微下滑了1.1%,降幅较1-2月份大幅收窄12.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降幅收窄了13.9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1-2月份大幅回升23.3个百分点,回到了去年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前期促进复工复产的各项政策效果正在显现,供应端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需求端自3月份开始出现反弹,虽然恢复有些慢,但三大需求都处于明显的改善之中,表明经济在往好的方向转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前两个月负增长24.5%,前三个月负增长16.1%,降幅收窄8.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两个月负增长20.5%,3月份负增长收窄为15.8%。其中,必选消费中粮油、食品类存在补偿性消费现象,增速较高为19.2%;通讯器材回升较快,同比增速6.5%。同时,网上消费仍然保持快速增长,3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5.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小幅下降0.8%,降幅比1-2月份收窄2.2个百分点。出口前两个月负增长15.9%,3月份下降3.5%,降幅收窄12.4个百分点;进口前两个月负增长2.4%,3月份增长2.4%,增长了4.8个百分点,显示了进出口的韧性。
二季度需警惕由疫情引发的“明斯基时刻”
受全球疫情蔓延导致的全球经济大停摆的影响,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仍将徘徊在零至较低正增长之间,全年预计经济增速在3-4%之间。未来中国的复苏之路艰难曲折,未必会如之前大多数机构所预测的那样乐观,可能既不会是V型,也不会是U型,大概率是NIKE型的缓慢、微弱复苏。
短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既有因国内外供应链中断导致的供给恢复不达预期问题,也有内外需双不足特别是内生需求不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逐步受控,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将成为经济复苏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未来的经济复苏走势主要取决于三点:国际上,一是全球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拐点何时出现,二是“去全球化”甚至“去中国化”倾向是否真正能成气候、供应链重构的程度与进程。国内主要是看中国一揽子宏观政策的力度究竟有多大,例如,财政赤字率的适当提高、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能达到多少?降准降息是否仍是选项,特别是存款基准利率是否会下降?力度大,经济复苏快一些,但后遗症也多一些;力度小,复苏得就会慢一些。
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我们发展的内部环境也在疫情的冲击下发生着一系列重要变化。我认为,综合一季度经济运行、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已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二季度中国经济仍面临多重风险点,不排除有爆发“明斯基时刻”的可能,即短期强冲击的疫情激化长期结构性问题,叠加本已处于下行周期的国内经济及衰退魅影渐显的全球经济,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和新的冲击,导致所谓“明斯基时刻”爆发。
具体而言,二季度乃至2020全年,中国经济恐将面临如下六大连锁冲击:
一是小微企业、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及其对就业带来的冲击。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交通等吸纳就业较多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未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从业者、应届大学生、出口企业职工、农民工等为代表的结构性失业将成为突出矛盾。今年毕业的大学、大专与高职学生将超过900万人,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困难已成为现实。出口订单滑坡、对外贸易萎缩可能导致相关行业失业加剧,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约有6000万人左右从事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工作,若出口下跌1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600万人的失业;若出口下跌2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1200万人的失业。失业将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继而降低消费及投资需求,造成负反馈效应,引发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螺旋式下降。
二是疫情蔓延对全球和中国供应链顺畅运转的持续冲击。疫情肆虐既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中国供给链遭受国内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之后,欧美日韩因疫情蔓延,经济活动减缓乃至部分停摆,致使外部需求下降、部分原材料供应不足及贸易物流受限等,又对中国产生了第二波输入性冲击。尽管3月份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韧性仍在,但更值得担忧的是后续几个月的表现,更大的冲击可能还在后面:一是外需断崖式回落,订单大幅萎缩;二是疫情过后因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迁移和重构可能提速,去全球化、去中国化趋势加剧,例如,部分产业的供应链从中国迁出,抑或由全球化转向地区化。前一个冲击可能是短期的,影响是剧烈的,减少的需求未来是有可能部分恢复的;后一图景如果或多或少得以实现,那么,在未来我们可能还将面临第三波更大、更长远的冲击,这一冲击可能较为缓慢,但影响更持久、更深远。
三是股市仍有可能面临第三波冲击。经历了自身疫情和海外倒灌所带来的两波冲击之后,经济衰退的现实风险加将加大上市公司经营困难和债务违约等多重风险。海外市场若再有动荡反复,面对金融市场的“输入性风险”,中国股市自身的脆弱性在经济衰退的打击下将充分暴露,股市的韧性也将再次受到考验,所谓资金“避风港”的地位也许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幻象,2020全年A股市场可能都将处于反复震荡探底之中。
四是房地产销售和价格下跌引发的连锁冲击。疫情已经对一季度的房地产销售带来直接影响,部分中小房企未来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在加大。为促进销售、尽快回笼资金,房企有降价促销的压力,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房价承压。房价下跌若持续和普遍,并形成自我强化的预期,那么将进一步恶化政府、金融机构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抵押物价值下跌和卖地收入减少将使中小银行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风险上升;受收入降低和房价下跌的双重预期影响,居民可能会有主动降杠杆或被动降杠杆的行为,或是改变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行为模式,而选择更加节俭,增加储蓄,减少购房支出,或是出现部分地区的房贷违约。
五是经贸摩擦再次升级乃至加剧的冲击。疫情沉重打击了全球经济。随着全球需求短时间内的持续下降,经济衰退逐渐在全球变为现实。过去始终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国际贸易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在政策上更加内视和封闭,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恐将进一步高涨,各种双边与多边的经贸冲突可能再度升级,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放缓甚至倒退。近期,有关美日准备将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彻底“脱钩”、“去中国化”的传言乃至谣言,就生动反映了这一点。未来外部环境有可能雪上加霜、更加恶劣,也将对经济的复苏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是疫情出现反复或反弹的冲击。继中国、欧美日韩之后,印度、印尼、巴西、俄罗斯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疫情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爆发仍非常令人担忧,也许这些躲在暗处的“黑天鹅”的翅膀还没有完全展开。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那么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而将是分阶段、多批次的,这会使经济活动恢复更加缓慢。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未来经济复苏状况将取决于疫情控制的进展。
纾困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刺激政策应当更慎重一些
为尽快摆脱衰退、实现经济复苏,纾困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对冲政策需要更坚决一些,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大家想象得要更长、更深远,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做好较长期的打算。危机管理最重要的就是速度,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出台可以更快、更坚决一些,以防范“明斯基时刻”的暴发,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其中,纾困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帮助受损企业和居民尽快摆脱困境;对冲政策可以更坚决一些,给市场和民众更清晰的信号、更坚定的支持;刺激政策应当更慎重一些,避免再次留下强刺激和低效率的后遗症。
为此,首先应适当调整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在百年一遇的疫情灾难面前,重新画出起跑线,重新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目标,接受和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速,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既要解决短期稳定需求和畅通供应的问题,更要重视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建议今年的目标确定为3-4%,既起到激励作用,又不至于不切实际。同时,明年开始可不再由政府来制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而由市场机构、智库等来预测并引导市场预期。
在纾困方面,既救急又救小更救穷,即首先和着重救助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贫困家庭和弱势人群,其政策核心是稳就业、稳民生。
对于企业,应着重以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等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转移。除了落实好前期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福利政策,如减免税费、贴息贷款、缓交或者少交五险一金等,还可考虑以下五条措施:一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和救助,以助其给员工发放工资,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二是救助措施前置,主动为小微企业免租金、免利息、免水电、免社保缴费、退回去年的所得税;三是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贷款主要用于覆盖小微企业的一些基本费用,包括工资、流动资金、五险一金、房贷和其他贷款利息、租金和水电费,以拯救处于悬崖边缘的小微企业;四是加大发放中小企业产品专项消费券,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五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消费的采购过程向小微企业倾斜。
对于居民,可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共同发力,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建议以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契机,尽快尝试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大幅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有效发挥其在关键时期经济停摆的重启键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稳定器的双重作用。通过救助的形式刺激短期消费,既可以兼顾危机救助,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在一些基建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对特殊困难群体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可采取以工代赈予以扶持和救助。此外,还可考虑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各个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给居民减税让利。
在宏观对冲政策方面,以内稳外防为主。
第一,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房价大起大落,通过稳房价来稳信心、稳消费。真正落实和贯彻中央“因城施策”的原则,允许部分城市调整土地出让金比例、预售进度、预售资金监管、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购房补贴以及房地产开竣工等政策,适当放松对于住房购买的过多限制性规定,如限购、限贷政策,同时,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也应满足大部分资质较好的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通过稳定房地产市场正常稳定发展的预期,避免房价出现大幅下跌,以此来稳定房地产相关消费。
第二,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通过稳股市来稳预期、稳人心、稳投资。采取有效措施尽快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重塑投资者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第三,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当前特别需要警惕和规避全球金融动荡对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倒灌”效应,重视防范和化解重大输入型风险,做好股市、债市、汇市、商品市场等金融市场在外部冲击下的异常波动和共振的应急预案。
第四,缓和与稳定对外经济关系,极力避免贸易摩擦再度抬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并广泛参与全球化。
为此,对内我们要做好以下四件事:一是继续采取适当扩大进口、实现贸易平衡的措施和政策,减少对于出口企业的过度补贴和倾斜,降低更多消费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在考虑自身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开放打破某些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垄断,逐步降低更多行业对于外资准入的门槛和壁垒。三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资企业,抓紧出台税收、信贷、外汇等方面的临时性政策支持,尽量避免全球产业链向外转移,避免与世界经济“脱钩”风险。四是继续推进国内产业升级,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在尽量留住国际采购订单和减缓部分外资企业外迁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外部市场、外资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
对外,以共同战疫和经贸合作为抓手,积极寻求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第一,继续坚持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有序发展,打破制约贸易投资的各种壁垒。第二,尽量利用G20等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积极主动参与和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第三,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面对疫情肆虐的共同挑战,搁置争议,抛弃偏见,加强彼此沟通,通过紧密合作和共同领导,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为全球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推动经济复苏的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政府应果断、坚决地加杠杆,以替代已很难再加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居民。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经济重启,都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刺激和扩张的重点要坚持民生导向。建议财政赤字率可适当提高至3.5%,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为1-1.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增加至3.5-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货币政策应以市场化降息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手段为主,谨慎使用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关于存款基准利率,在物价仍处高位、“房住不炒”仍未得到有效全面落实、财政政策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多是结构性和事件性冲击的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将释放过于强烈的总量扩张信号,有可能背离稳杠杆、控风险的目标,为未来的经济运行带来困扰,并不是当前最为迫切和最为合适的政策工具。
第二,保持适度的基建投资对冲力度,着重改善营商环境,更多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不能过于迷信基建投资对冲疫情冲击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且受到业已较重的政府杠杆率的极大制约,未来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对冲投资下行、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日益狭窄、作用逐步减弱。如果强行加大刺激力度,不仅将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会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同时也难以起到稳增长的理想效果。稳投资应精准发力,从单纯的“铁公基”转向兼顾惠民生、调结构的公共服务领域,新基础设施领域,公共卫生等补短板领域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等。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地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通过制度创新、税收减免和直接补贴等多种方式,不断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改善企业的投资预期,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三,精准施策,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可将消费回补政策的重点集中于汽车,通过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因素,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完善限购、限行相关措施,通过阶段性减免购置税等方法,尽快激活汽车消费。此外,建议自今年起,适当延长公共假期,恢复五一长假,增加中小学生春假,大幅增加春节假期,鼓励在职职工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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