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一年里，中非智库交流格外密集：从4月达喀尔第二届西非论坛上治国理政经验的互鉴，到6月2026中非能源论坛聚焦中非能源合作，再到8月第三届拉各斯论坛上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沿对话，中非知识界正以一场场论坛，为合作向“智”深化探路。当修路架桥的“硬联通”已在中非之间编织起日趋绵密的网络时，一个更深层的课题浮出水面：谁来为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建立知识框架？谁来把中非共同走过的路，提炼为可传播的思想、可传承的智慧？
智库，正在成为中非合作的“第三种力量”——它既不同于政府间的正式外交渠道，也不同于市场驱动的经贸往来，而是以思想为纽带、以知识为桥梁的独特存在。王珩教授新著《非洲智库发展研究》，正是对这股力量的首次系统性学术勘探。全书八章从非洲智库的历史根脉写起，依次展开现状特征、影响力评估、运行机制与发展成效，进而放眼全球经验，最终落脚于中非智库合作的机制与路径。循着作者的笔触，非洲智库的三重角色逐渐显现：它们是非洲发展进程的实践参与者，是本土知识的思想创新者，也是中非故事的共同传播者。这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实践以助治，凝聚以立言，传播以传声——恰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也为中非合作从“硬联通”走向“智联通”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一、以实践筑牢学术之基
非洲智库从何而来？是舶来品，还是有自己的根脉？本书给出的回答是清晰的。作者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廷巴克图的学术传统、桑科尔大学的经学传承写起，这些古老的知识生产机构构成了非洲智库的精神底色。殖民时期的外部干预一度打断了这根脉，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让智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生长出来。将非洲智库放在本土知识生产的长河中加以理解，便能看清：非洲智库发展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西方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自身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回应现代治理需求而逐步生长出来的。
历史脉络的梳理只是基础，更关键的是实践层面的参与。本书以丰富的国别案例，还原了非洲智库作为发展“行动主体”的本来面目。非洲智库峰会自2014年举办以来，议题从智库自身建设逐步拓展至可持续发展、青年失业、数字化转型、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等重大议题，持续为非盟《2063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南非民主转型时期，智库为市民社会组织争取生存立法，培养了大批后来进入政府的政策人才，在政治动荡中反应有力。非洲智库从未缺席自身的发展进程，它们是嵌入治理体系的行动者，而非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旁观者。当然，作者也清醒地看到，非洲智库起步较晚、国别分布不均、研究产出仍较零散。但正因为整体不均衡，那些真正“在场者”的努力才更值得记录——这种持续的“在场”，是智库赢得政治信任与社会影响力的根本前提。
二、以思想引领创新之行
如果说“在场”是非洲智库赢得信任的起点，那么能否生产出属于这片土地的知识与思想，才是决定其能否真正屹立的关键。作者在第五章开篇即点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本质体现在国家的智慧与思想如何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非洲智库承载着这种智慧与思想，但它们更深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信息或建议，而在于塑造独立精神、影响社会思潮。
总部设于达喀尔的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自1973年成立以来始终以“推动非洲独立思考的引擎”自任，致力于建议非洲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编织非洲本土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网络；南非安全研究所则以定期刊物、研讨会、培训班和持续媒体发声，深度参与区域安全议题的舆论塑造，让非洲的安全议题首先在非洲被讨论。独立精神与本土话语，正是非洲智库之“魂”。
但这并不意味着独立精神与本土话语已是非洲智库的现实常态。恰恰相反，它们所身处的环境远比理想情况更为复杂。作者以坦率的笔触揭示了非洲智库“自主性与外部依赖并存”的结构性现实。多数受访学者认为经费、人才不足是主要瓶颈，多数智库依靠外部援助维持运转，而援助往往附有条件。专业研究人才短缺，使“有库无智”成为普遍窘境。研究零散化、项目化，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建构。而问题的根源不止于资源匮乏。部分非洲智库“受西方影响较大，有的甚至就是西方智库的分支机构”，从议题设置到分析框架，从研究规范到评价标准，西方的价值观都渗透在每一个环节。非洲智库之“魂”的真正挑战，恰恰来自知识生产的主权之困。
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诊断上。她尝试开出“内外四力”的处方。这四力直面困境：以战略研究提升思想创新力，回应的是研究能力不足；以人才引育提升核心竞争力，回应的是人才流失与断层；以自主发展增强战略传播力，回应的是话语权旁落；以协同创新强化资源保障力，回应的是资源单一依附。从诊断到处方，破立结合，作者为非洲智库如何进一步“铸魂”提供了完整的学理支撑。
三、以合作助力传播文明之声
思想有了，还得把故事讲出去。但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它需要对话者中非智库合作，正是这种对话的制度化空间。作者坦言，非洲智库不仅“缺乏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实质性研究”，对中非关系的理解中也“缺乏真正的非洲视角”。这恰恰说明中非智库合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非洲自主性破局的必需。
作者指出非洲智库自主性困境的关键症结在于一种结构性的单点依附——研究经费从哪里来？议程由谁设置？影响力由谁评价？知识生产遵循谁的范式？这些维度长期被西方牵引。中非智库合作所做的，正是在这条单行道旁打开第二个选项：非西方的资金来源、共建的研究议程、南方的共识话语、另一套发展经验的参照。多一个伙伴，就多一分议价空间；多一套参照，就少一分认识依附。作者提出，中非双方需要共同建构一种“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为特征的”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的人文伙伴关系——强调的不是援助，而是共建。
这种共建最有力的证明，来自“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2024年3月，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论坛发布了《中非智库关于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共识》（以下简称《共识》），以中、英、法、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五种语言面世，学界称其为“迄今首个诞生于南方而非北方强加的国际共识”。《共识》随后被写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赞同《共识》提出的有关建议”。一个由学者发起的共识，进入官方文件并获官方认可，从思想到政策的闭环由此完成。支撑它的是一整套有效机制：中非智库论坛连续举办十四届，“10+10合作伙伴计划”推动中非学术机构“一对一”结对，“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吸引80余家中非学术机构参与。一套共识性话语正在逐渐被非洲学术精英与政府官员接受和采用，包括“中非命运共同体”“治国理政”“真实亲诚”。而这些实践，王珩教授都是其中的建设者——中非智库论坛、阿布贾论坛等平台的创办与持续运行，都有她的身影。身在其中，让“故事传播者”这个定位有了第一手的分量。
展望未来，中非智库的合作方向或许不仅在于“建多少”，更在于“长多深”。判断合作是否充分，不能只看中非内部的会议频次，更要看它在全球知识版图上的体量。与西方在非洲经营数十年的奖学金网络、期刊体系、排名标准相比，中非智库合作的密度才刚刚起步。面向未来，可以在几个维度上展开深化：在主题上，治国理政、能源外交、人工智能治理等紧扣时代主题的议题需要中非学者共同参与定义，让知识生产覆盖中非关系的更多面相；在主体上，对话不该只在资深学者之间打转，青年学者、媒体人都应当进场，让智库合作的边界向更年轻、更一线的声音敞开；在形式上，年度论坛之外，联合研究、学者互访、期刊共建等可以多管齐下，让合作从一年几场“事件”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从峰会式的热闹走向生态式的共生。最后，评价体系的自主性同样值得重视，中非智库需要探索属于南方自己的评价标准，把本土的知识需求和发展经验纳入评价尺度。当中非学者能够各自用自己的概念体系解释对方，并在对话中创造出共同的语言，智库这座桥才算真正有了生命——不再只是两端之间的连接，而是两端共同踩出来的通道。
总体而言，《非洲智库发展研究》所做的，不止于对非洲智库的资料性梳理，更使智库合作成为观察中非合作走向的重要窗口，让知识生产、政策研究与叙事能力成为观察中非合作走向的重要窗口。它与作者此前出版的《全球南方背景下中非共建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解读》构成了一种内在呼应，一部聚焦共识本身的著述，一部追踪产出共识的智库机制。当然，以“非洲智库”为名写五十四国的纷繁，总难免以整全之笔写分殊之实，差异远比书中展开的更为参差。但这恰是奠基之作的应有之义：把该问的问题问出来，把路标立起来，把深耕的田亩留给后来者。作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本书已经为“以中非之智助力中非之治”写下了一个扎实的开篇。（作者：陆安童，系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教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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