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发出发展健康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明确信号。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内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审时度势制定政策措施，培育和发展健康消费领域新质生产力，提升健康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通过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更好满足人民健康消费需求。将健康消费作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开辟新赛道，有利于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确保经济稳健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健康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新蓝海

　　从国际看，美国挥舞关税大棒、肆意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外部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外需缩小趋势倒逼内需扩大。地缘政治冲突也加剧了全球供应链脱钩风险，欧美经济复苏疲弱导致外需增长空间收窄。面对这一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降低对出口和外需的依赖，以内需市场的扩大来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动力已发生深刻变化，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消费驱动型经济正在形成。近年来，我国内需驱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基建投资在特定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2009年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在当前房地产深度调整、传统投资引擎减弱的背景下，激活居民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长呈现出结构性变化，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性消费趋于饱和，突出表现为住房消费占比下降，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也面临市场饱和的挑战，相反，娱乐型、发展型、健康型消费蓬勃兴起。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消费具有无比宽广的供求潜力，无疑是扩大内需的新抓手和新增长点。

　　二、健康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外溢效应

　　健康消费市场多元化。一是人口众多，健康消费需求多样化。2.8亿老年群体与4亿中产阶层形成了差异化的消费层级。人口老龄化催生出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万亿级刚需市场，“奔跑”的马拉松经济成为促消费“利器”，Z世代对预防性健康的重视也推动了家庭健康支出占比的上升，这种年龄与收入的双重分化进一步丰富了健康市场的多元格局，为健康消费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技术革新正在从底层重构健康消费的供给模式。可穿戴设备的快速增长、基因检测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家用CT设备精度提升等技术创新，使得智能监测与精准医疗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大众消费。这些技术变革不仅丰富了健康消费的产品形态，也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个性化程度。三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出台为健康消费行业注入了持续动能。政策补贴与风险投资的双重加持下，智慧医疗、功能食品等细分领域加速扩张，形成了市场爆发的结构性支撑。同时，政策层面还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监管环境等措施，为健康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健康消费需求庞大。新产品新场景激活了健康消费新需求，健康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与高端化的特征。基础医疗需求方面，商业医保的参保人数持续增长，跨国医疗中介机构数量激增，反映出除普及性医保之外，居民的健康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以及健康消费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健康管理服务则突破了传统场景，企业健康管理覆盖率大幅提升，智能健身镜等新型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在需求金字塔顶端，精神健康与生命质量消费成为新增长极，线上心理咨询用户数量激增，抗衰老市场增速显著。

　　健康消费外溢效应大。增加健康消费不仅改善个体健康，还在多维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溢出效应和正向影响。一是通过预防机制降低公共医疗负担，缓解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健康消费的本质是将医疗干预节点从“疾病治疗”前移至“健康维护”，通过预防医学机制降低慢性病、重症发病率。这种转变不仅减少了对医院治疗服务的过度依赖，使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向疑难重症救治集中倾斜，还能通过健康管理服务的市场化供给，与公立医疗体系形成互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资源闲置”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通过延长人力资本减轻养老压力。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扩大健康消费旨在延长人的健康寿命，压缩失能失智期在生命周期中的占比，直接降低了家庭和社会在长期照护、康复治疗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同时，健康老龄群体通过再就业、志愿服务等形式持续创造社会经济价值，形成了“健康投入——劳动参与——消费能力提升”的闭环，改变了传统养老模式中纯粹消耗社会资源的单向流动。三是通过文化传播改善社会健康生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消费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个体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时，客观上会形成对周围群体的示范效应，推动健康规范在社会网络中扩散。这种自组织传播机制促进了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降低了社会整体健康风险防控成本。此外，以健康为主题的社区活动、代际互动等也重塑了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群体间的信任与合作，为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奠定文化基础。四是推动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升级。市场驱动的健康消费需求会倒逼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促使健康监测、远程医疗、适老化改造等新型基础设施加速渗透。这些供给端变革不仅通过分布式服务网络分流了集中式医疗机构的压力，还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了可穿戴设备、智能诊疗等产业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三、以城市为中心，因地制宜发展健康消费

　　发展健康消费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突破路径。健康消费需要场景、产业和业务模式，以及适度的市场规模，城市是满足健康消费的主要承载地。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消费场景丰富，产业链条完备，具备发展健康消费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容量。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中，下游长三角具备数字医疗、生物医药等科技优势，中游鄂湘赣拥有制造业基础和中医药资源，上游云贵川则坐拥生态屏障与康养旅游资源，可以发展医疗康养、运动休闲、智能穿戴等多元业态，形成健康消费新生态。通过因地制宜发展健康消费，既能激活内需潜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又能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将生态保护与健康产业结合，促进全流域协同发展，实现“绿水青山”向“健康经济”的价值转化。因此，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应紧扣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发展健康消费。

　　长江经济带城市要因地制宜完善健康供给体系。依托地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健康+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差异化供给体系，将生态价值、文化底蕴与消费升级需求转化为新产业动能。下游长三角城市应聚焦高端服务与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健康文旅。如上海、杭州等可依托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数字技术优势，聚焦精准医疗、基因检测、智慧康养等领域，打造国际化的健康服务高地。中游省份则是利用制造业基础与中医药文化底蕴，发展医疗器械制造、中医药创新和体育消费。武汉光谷生物城可构建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湖南则可依托“湘九味”中药材品牌开发药膳和康养旅游产品。上游生态优势区则挖掘生态资源与健康旅游资源，开发各类生态康养项目。贵州可围绕“中国天眼”打造天文主题疗愈基地；云南普洱则可依托有机茶产业带动健康体验经济。此外，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健康消费协同发展，形成健康消费大市场，还需推动跨区域健康产业、健康场景和模式的深度融合，提供更加有效的健康供给，满足不同层次的健康消费需求。沿江城市可联合开展中医药文化之旅、推广智慧健康小镇等项目，共建健康文旅数字平台，实时共享游客健康数据与消费偏好，动态优化跨区域线路组合，并通过政策协同建立生态保护与商业开发平衡机制、医疗资源共享平台和人才流动网络，兼顾银发经济、年轻消费群体和乡村振兴需求，发展“科技赋能IP化体验、文化串联场景化消费、生态变现可持续价值”的模式，最终形成上下游互补、科技与生态赋能的全域健康消费生态，推动长江经济带从传统观光游向沉浸式健康消费迭代升级。（作者：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罗百英，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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