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会作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三方面的改革举措，为下一步夯实经济制度保障，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深刻认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造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践所需、时代所需、人民所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经历了六次重大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党和国家对经济发展大局的新认识和对经济体制的新探索，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实践和完善。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进入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经济体系必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相适应，新时代的强国建设才能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保障。同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反哺经济增长，为其提供内在需求和市场潜力，经济体制的建设也就需要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不断破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进人民福祉。

　　二、准确把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征。一是市场机制协同高效。最核心的就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无限接近甚至达到最佳耦合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类要素更加充分用于社会生产，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实现全社会利润最大化；政府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在保障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纠正市场失灵等方面的调控作用，保障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市场环境公平有活力。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各种要素自由进出本地市场并参与经济活动，市场规范化法治化、开放统一、有序竞争。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显现，体现在国资国企不断深化改革，起到更强的经济大盘“稳定器”“压舱石”作用；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企业家精神有效激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更足，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强。三是市场监管有温度有力度。各种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各种规定做法得到有效清理和废除，市场准入退出、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规则趋向统一，资源要素畅通流动、信息数据开放共享，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优效益最大，真正做到“放得活”。各种法律、规章、法规、政策协同发力，产权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高度完善，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更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真正做到“管得住”。四是市场开放拓展有序。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断健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放开，投资便利化程度逐步提高。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联动，国内经营主体主动且有效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制以及高标准规则，国民经济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有效增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不断培育和巩固，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国际外循环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

　　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验表明，单一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并不能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因此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调节资源配置，被认为是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模式。首先，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是市场要合理分配社会总劳动和总生产要素，做到有限资源在数量上的科学分配；另一方面是市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其次，政府要起到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有效控制垄断和通货膨胀，弥补市场失灵，确保经济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最后，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完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注重打破政府“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象，激发市场机制活力，做到“管得住、放得活”。

　　第二，要全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公平有序竞争。首先，不断夯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互通。一方面强化立体交通网络建设，高水平推动水、陆、空、铁联动建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另一方面，突破现有机制体制，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联动更加顺畅，成本更加低廉。其次，建立技术方面的标准体系、规则体系，规避技术壁垒。创新驱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就要求所有产业必须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并按照一定规则和标准运用新技术，需要制度先行，构建技术标准体系。最后，打通信息“大动脉”，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瞄准信息和数据这类新型生产要素，融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市场经济数字化转型。

　　第三，要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能力。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释放主体创新活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对此，一是要完善激励机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使更多有能力的个人在生产、交易等经济活动中提高收入，从而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二是要完善分配制度，不断增加初次分配，让劳动者能够更加公平、合理地享受到自己创造的效益；三是要建立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机制，比如，健全企业以及家庭或者个人的破产制度，为创业者提供更大的容错率和重新开始的资本；四是鼓励企业优胜劣汰，推动企业间相互学习、交流，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生态，不断提升主业竞争力，扩大规模生产效应。

　　第四，要完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产权理论告诉我们，产权不清晰是导致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要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打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发挥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产业引领、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另一方面，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推动共同进步、共同发展，通过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通过“一加一减一清零”的组合政策，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从容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重构。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加强涉外法治支撑和保障，聚焦碳交易等全球能源市场新模式，围绕外贸“新三样”、数字经济等绿色产业，在国际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立法等方面逐步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关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首要位置、突出位置，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保障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活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崭新篇章。（作者：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胡先强、多玉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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