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战场的军事推进，进一步证实了笔者2024年4月初在俄罗斯、欧洲四国调研三周的预判：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段期”，大规模的战事已进入收尾期。接下来的俄乌关系将进一步呈现“印巴化”，当下的乌东地区会是全球政治格局里的新“克什米尔”。
2024年4月初，笔者一行三人自俄乌冲突以来第6次出访调研俄罗斯，前后8天走访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两地，受邀在世界经济大会上开幕演讲，还到访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地，与40多位政商精英、驻俄使馆、当地华商深度交谈。4月中旬至5月初，笔者接连访问塞尔维亚、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与20多位欧洲专家深入交流，并调研了许多欧洲民众对俄乌冲突的最新看法。
基于这些调研，在原有两年5次总计74天走访21个俄罗斯城市调研先后精准得出“俄罗斯不会速胜”“俄乌冲突是持久战”“俄罗斯不可能战败”“瓦格纳兵变不会影响大局”“普京轻松连任”“乌克兰将被逐渐嫌弃”“俄乌‘印巴化’趋势日益明显”等一系列预判结论后，笔者希望此次俄乌冲突已进入“转段期”的预判也是准的。抛开意识形态与国际法的分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笔者主张，中国可加快、积极、主动塑造和引导俄罗斯未来。
何为俄乌冲突“转段期”
所谓“转段期”，是指俄乌冲突的战事转入新的阶段，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正在接近尾声，现有军事角力下的实际控制边界很可能将会被长期固定下来。俄罗斯试图重建冲突持久化、正常化下的对外关系、国际秩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具体表现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冲突本身来看，战场优势全面倒向俄罗斯，大规模军事对抗接近尾声。
此前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常常受“道德层面”限制，3月22日莫斯科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彻底解除道德枷锁，逐渐掌握了“行动节奏”，对乌克兰作战力度持续增强，对外关系的布局也越来越有利于俄罗斯发展。
首先，当前俄罗斯越来越能掌握战场的节奏，这使得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将接近尾声。俄乌冲突“转段”不是“你攻我守”向“我攻你守”的转变，而是冲突双方在这段对峙中的持续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看来，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三个主要目标——解放顿巴斯、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已取得重大进展。若继续向西进攻，极易引起北约的“直接武力介入”，所以俄罗斯2024年极可能把战事控制在一个微妙的均衡点。大概率上看，2024年哈尔科夫战事是希望逼迫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势力重新回到谈判桌。在欧洲各国，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军事对抗将零星化，甚至军事层面的大规模角力极有可能在2024年结束。
美国《外交政策》在2024年春季曾采访美欧八位著名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与战争初期相比，局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乌克兰变得被动。
其次，乌克兰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难。一方面，泽连斯基在2024年3月表态即使不恢复到1991年的边界状态，双方也有可能达成妥协，释放与俄罗斯谈判的软弱信号。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泽连斯基国内支持率已由2023年秋季的42%降至今年的22%，前总统波罗申科更直言要参与总统选举。理论上看，泽连斯基的5年总统任期于2024年5月21日届满。但在泽连斯基宣布2024年不举行总统选举后，其总统合法性更是遭到国内以及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更是宣布5月21日后不再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对于以“民主”自居的欧美舆论而言，泽连斯基的支持度在任期届满之后势必会下降。
再次，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后继乏力。从当前局势来看，尽管法国声称要派地面部队，但北约和美国都不会在地面参战上轻举妄动，一是忌惮俄罗斯核武器，二是北约内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三是美国大选因素。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的所谓600亿美元“援乌方案”实质上是至少一半转为美国对外军事装备与行动的分账。当前，欧洲各国对于援助乌克兰分歧较大。美西方的态度逐渐从狂热走向悲观，从“乌克兰必胜”走向“乌克兰不能输”，从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走向分道扬镳，从绝对支持泽连斯基变成了嫌弃泽连斯基。《外交政策》更是开始讨论“乌克兰如何自救”的议题。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俄乌冲突可能越来越会像印度巴基斯坦目前存在的克什米尔那样，通过实控区而存在下来。这也证实了笔者两年来一直认为的“印巴化”“克什米尔化”可能真会成真。
第二，从俄罗斯发展方向来看，转段期的俄罗斯已经适应了军事持久化下的生活、生产与对外交往的节奏，并展现出影响国际体系未来进程的能力。
俄罗斯去美国化、去美元化、去美国霸权体系化的决心超过中国人的想象。俄罗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冲击，为未来“百年变局”下创造新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巨大的空档和起底式的开端。
俄罗斯退出大量此前积极参与或主导的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和国际机制，彻底放弃对西方的幻想，使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大量国际规制不断失效。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原有国际体系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出现崩溃的迹象。
俄罗斯更专注于投资自己。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工业产出上，俄罗斯2024年2月工业产出同比增长8.5%（上月为4.6%），连续12月同比正增长；而从外贸数据来看，工业生产持续走高，外贸出口贡献降低，内需拉动增长效果明显，“俄罗斯堡垒”成效具现。
从诸多迹象看，俄罗斯还开始注重资源管理与调配。通过重组与监管自然、人口、经济、农业、工业等国内资源，重新开启中长期规划，焦点回归自身。一个自主性的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商品、服务、国内运行体系都出现去西方化的重新整合。
须评估俄罗斯重新崛起进程的对华影响
由于战争淬炼，俄罗斯内在机能和潜力被进一步激发，使得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产生了革命性变革。
首先，俄罗斯军工制造业迅速崛起。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升至7.5%。2023年俄工业生产增长3.6%，制造业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2024年3月俄罗斯制造业PMI为55.7%，已经连续23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涨势强劲。
其次，金融体系与西方形成切割、能源资源形成独立版块、科技发展重新梳理自己流派等新形态正在形成。俄罗斯有效的反制裁和去美元化行为，为其他国家摆脱美国霸权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最后，经济军事化倒逼俄罗斯不断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协调国家与市场、能源与经济、东方与西方的结构矛盾，自21世纪初提出“向东看”以来真正开启并全面落实东向战略，加强对中国、印度、东盟之间的深度经济合作。
由此看，在短期内，俄罗斯经济增长仍是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但正如笔者此前多篇文章里分析的，从长时段看，俄罗斯重新崛起是高概率的事件。
对此，需要重新评估“转段期”的俄乌冲突会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俄罗斯对中国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对外交往进入“俄罗斯机遇期”。
中俄经贸合作优势凸显。俄联邦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俄罗斯2023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为7101亿美元。其中，亚洲占51%，欧洲占23%，中东占11%。独联体国家占8%，美国占4%，非洲占3%。西方国家已不在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名单中，而中国则连续14年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贸易额高达2401亿美元，占俄对外贸易额的33%，是第二名印度的3.7倍，是第三名土耳其的4.2倍。俄罗斯“向东看”由口号、设想正式转化为了现实、行动，而中国对此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中国是俄罗斯的关键政治对话者，更是最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正面形象在俄罗斯社会空前提升。在俄中国人时刻能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友好态度。在俄罗斯各大城市的机场、主要旅游景点，处处都有中文标识。多项调查显示，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对外关系最友好的国家。
此外，当前俄罗斯对华开展经贸合作的意愿空前强烈，访问中国的贸易团、投资团络绎不绝。在俄罗斯的机场、酒店、餐饮业，经常可以看到中文标识。
第二，“转段期”的俄罗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市场。
“转段期”的俄罗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交易市场与支付环境。
据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初，人民币在俄罗斯贸易出口结算中占比达34.5%，在进口结算中占比达36.4%，分别是两年前的85倍和7倍之多。俄外长拉夫罗夫3月称，当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都实现了去美元化的结算。2023年中俄超过90%的油气交易使用两国本币结算，其中约40%油气销售使用人民币结算。在当前有利情况下，中国应创造条件，趁势而为，积极与俄方讨论本币互换途径，打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突破口。
第三，进入“转段期”的俄罗斯需要中国参与引导。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各领域的广泛变革使其外交政策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地位凸显。在2023年3月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中国排第三位，仅次于苏联近邻国家和北极，欧洲地区及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落至倒数第二，仅高于南极。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也从一个远离西方世界的边缘国家真正转变为一个自给自足、具有开拓精神的国家。
由于俄乌冲突前，俄罗斯对欧洲和美国仍抱有较大幻想，突然的转向使其有些“手足无措”“发展无门”，其独立发展和重新崛起需要外部牵引力，而中国凭借其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优势成为俄罗斯的最佳选择。
中俄两国元首外交成果显著，顶层设计完备。但两国关系依然存在“上热下冷”“政热经冷”等问题。若解决以上问题，双边外交与经贸发展将进一步释放巨大潜能。
中国应积极主动引导俄罗斯的未来重塑
正如笔者在2023年第4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的长篇学术论文《重新发现俄罗斯务实推动中俄合作——基于俄罗斯21个城市深度调研的报告》所呼吁的，中国应积极主动引导俄罗斯未来重塑过程。正如1980年代，美国看到改革开放下中国的未来潜力，推动投资、人员、信息等大量进入中国，促使未来40年后在中国的美国利益剧增，且在中国还培养了大量对美友好人士；如果中国能够大量参与未来俄罗斯的重塑，那么，三、四十年后的俄罗斯定会有更好的中国印象与对华情结。对此，笔者要继续建议：
第一，中国应加大对俄经贸投资。从投资规模来看，中俄双边投资规模非常有限。近年来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呈现缓慢下降趋势。2022年中国对俄投资不及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0.3%。俄罗斯对华投资规模更是微不足道，2022年虽同比增长了300%，但仍仅有4000万美元，约占中国吸引外资的0.02%。目前，俄罗斯对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表现出空前热情，出台了大量措施与承诺，这对中国企业应是重大的新机会。
第二，中国技术和企业应抓住时机进入俄罗斯市场。俄乌冲突后大量欧美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西方制裁逼迫俄罗斯经济寻找“技术替代”，中国技术可抓住时机进入。中俄双方在金融合作、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人工智能、5G建设、农业出口等诸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第三，推进中俄金融合作，加速解决结算问题。正如笔者所在机构近期发布《创建新通道：中俄双向投资现状、挑战与建议》报告所称，截至2024年3月底，中俄80%的支付结算业务被迫暂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俄贸易合作往来，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支付结算新通道，解决对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威胁。中俄两国金融合作配套机制尚不完善，缺乏高效可行的结算渠道，这导致两国跨境收支总额不高，本币结算增长非常艰难。双方应摒弃偏见，积极推动金融信息沟通、监管合作与规则对接，采取措施建立本国货币结算渠道，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四，重建社会与经济互信，主动引领俄罗斯未来重塑。双方执行层面应增加互通互信渠道以解决“上热下冷”问题，杜绝“走过场式调研”，双方在经济、金融、人文、社会、农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均与当下两国政治高度战略互信存在差距，潜力巨大。中国要积极引导俄罗斯加强政治领导力的培养。1950年代，苏联专家能够指导与帮助中国地方的发展；2020年代，中国也应有自信为俄罗斯地方发展施加积极的引导力。1990年代，美国可以培养中国干部，2020年代，中国也可以培养俄罗斯干部。对此，2024年5月中旬，笔者所在机构就推进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项目做出一些尝试。
第五，软化俄罗斯“民族性”，强化中俄“兄弟情”。自然条件与国民教育的双重加持使得俄罗斯民族战斗特性凸显。俄罗斯人有“天然优越感”，中国要理解这种民族自豪感，通过拓宽双边交流渠道软化俄罗斯的“民族性”，强化中俄“兄弟情”，为推进双边务实合作消除误解，打消疑虑。（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鑫鹏，国际部项目主管；陆安童，实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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