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并被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实践所验证。笔者以为，其发展范式大致可概括为：以优化“政府-市场”关系为逻辑主线，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效能，增强市场活力。进入新时代尤其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复杂形势，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继续坚守优化“政府-市场”关系这一逻辑主线，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激发市场潜能与活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作为推动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其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逻辑要义。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要服务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超大规模市场是党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复杂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的主要优势。同时也应该看到，地方、部门长期以来形成的本位利益观，人为地造成了市场分割。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清单。要通过持续推动“跨省通办”，真正实现市场制度规则统一，从根本上破除囿于本位利益的地方和部门权力观。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要聚焦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新时代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不仅要致力于破除市场分割和统一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更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市场参与性。民众、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市场参与性越强，市场就越富活力，这样的市场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这就要求“跨省通办”必须聚焦于市场微观主体诉求，致力于提升政务服务行政效能，系统性地降低面向民众和企业的政务服务成本，提升社会及市场运行效率。后疫情时代，这一点尤显重要。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要致力于健全政府和部门协作体制机制。说到底，“跨省通办”的政策和制度效应，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和部门间的协作。这就涉及到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行政权力以及行政职责的系统优化。政府和职能部门要跳出固有的本位利益思想，要立足新时代改革发展大局，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政府和部门协作体制机制。努力让“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统筹发力，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作者：王修志，中宏观察员、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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