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1.8%，提升到2021年的65.4%。消费已确立其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地位。面对大国博弈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消费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稳增长、稳就业、保民生，尤其需要提振消费需求。对此，既要做到消费支持政策应出尽出，为消费需求雪中送炭，更要抓住消费制度改革窗口期，响应消费领域改革诉求，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为居民消费固本强基。简言之，要政策支持与制度改革双轮驱动，解近忧与谋远虑兼顾，促进新发展阶段大国消费持续升级，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消费需求基石。

　　以消费政策提振消费需求，从而增强消费对于当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这是近年来的常规操作。比较典型的案例，一是在住房消费市场，一是在汽车消费市场。针对住房和汽车等大宗消费，常见的刺激政策就是免征契税和购置税，或者发放购房、购车补贴。此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商务部、文旅部和地方各级政府还积极实施消费券政策，以激励餐饮、零售、旅游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在肯定这些政策操作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消费政策的边际刺激效应已呈现显著递减趋势。或者说，消费政策刺激效应已经进入边际递减周期。直观地看，这既与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需求价格弹性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相关，也与居民消费总规模及政策刺激力度、方式等因素相关。而更深层次的，则可能是源于消费领域长期累积的基础性制度约束。换句话说，如果辅以消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改进，则可能放大、倍增消费政策的刺激效应。

　　以住房消费为例，在“房住不炒”的总方针下，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和激励刚需及改善性需求。对此，我们可能更多关注了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却不够重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住房消费领域相关制度升级的需求。比如说，广大民众对期房制度的诟病，对商品房交付制度规范的期待，对住房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期待等等。这些制度规范，正是构建良序健康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制度建设滞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必然持续扩散，甚至反噬整个市场和产业，波及到整个国民经济。

　　在汽车消费领域，燃油税费制度、机动车年检制度、机动车保险制度、机动车“三包”制度、机动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机动车改装制度等等，都是民生舆情关注热点，亟待改革深化。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与汽车经销商或者与整车厂之间的并不鲜见的纷争，对汽车消费市场而言显然不是好事。至于势头正旺的新能源汽车消费，也面临着巨大的制度供给需求，包括新能源汽车安全规范（包括电池安全、软件安全、数据安全等），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相关制度等。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汽车消费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短板须正视，也意味着尚有巨大的制度红利空间。

　　至于文旅部和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旅游休闲消费，相关消费支持政策面临的最大约束即在于节假日制度安排。在现有的节假日制度框架下，如果民众很难兑现旅游休闲自主决策权，旅游休闲欲望将被严重抑制，旅游消费潜能也就难以有效激发。在业已发布的两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都明确提出了节假日制度改革议程，民众寄予厚望，而非“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百年巨变期，也是改革窗口期。常态化的新冠疫情防控，给提振消费需求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消费领域制度改革的机遇。这需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跳出固有的政策操作思维，将目光更多聚焦消费者的制度改进诉求，将调研工作深入具体而微的消费活动，扎扎实实推动消费领域制度改革，最大限度释放消费政策的刺激效应。总之，要通过消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改革与消费政策扶持相互配合，构建起更加有效的消费持续升级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作者系中宏观察员、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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