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则立，不预则废。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最好的保护都是不出事、少出事、出事也是出小事。因此，必须高度注重预防工作。而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工作，重处置、轻预防的背后是处置能力弱而预防能力更弱。而且“从海外项目类型上看，中国目前的资本输出，基本上还是以基建工程和资源开发为主，比如铁路、港口、矿山、油气开发等。这些大型工程项目具有投资大、工期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特点，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的局部地区存在政局动荡不稳、社会治安不靖、恐怖主义势力活跃、政府管控能力薄弱等不利因素，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不容乐观。‘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使得中国企业和资本全面暴露在各种海外风险之中，治安风险防范面临的压力随之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危机预防的意义更加突出。

预防阶段针对的是危机的潜伏期。这个阶段中，危机还没有爆发，但苗头已经出现，造成危机的结构、问题已经形成，培育危机的“温床”已经就绪。最成功的危机管理不在于危机形成和爆发以后的干预，而在于排除可能导致危机前的各种可能性，从根本上防止危机的形成、爆发，即“防患于未然”是最高的境界。如修建水库大坝等重大工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地质结构情况；在当地雇工一定要注意宗教信仰情况。

预警内容应该包括：根据风险评估机构的评估而得出的东道国投资环境；对东道国可能发生的政府违约风险所采取的预防和控制手段；在风险评级后得出的海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建议。还可以奖励和支持微信等更为便捷高效的预警传播渠道。

1、切实加强对涉中国重点地区和国家的风险状态的研究

从危机应对的角度来说，这是在分析危机的客观环境。“一带一路”涉及五大方向，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此外还涉及“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涉及国家、地域、文化的形态各异，需要突出重点。作为危机管理者，应该对其管理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环境进行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估。

比如安全风险最严重的中东地区的研究。而埃及国内冲突主要源于各种武装团体与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比如缅甸和泰国爆发了比该地区其它国家更多的武装冲突和暴力冲突，而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则相对较为稳定。比如印度的武装冲突事件主要集中在其与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巴基斯坦国内主要的武装冲突集中在与阿富汗交界的地区、即塔利班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巴基斯坦虽然武装冲突和暴力袭击偏多，但是在南北两端，即巴基斯坦北部靠近中国的地区和南部靠近阿拉伯海的瓜达尔港地区，呈现出平稳的态势。巴基斯坦的国内主要是两种冲突，一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军事冲突；二是国内武装团体与强力部门之间冲突。国内武装团体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俾路支省独立组织等，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南亚分支是其国内安全的主要威胁，俾路支系统的各种武装力量虽然较为分散，但也对巴基斯坦国内安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中国对外投资及中国海外利益分布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常出现的风险类别有哪些？出现这些风险的规律有哪些？这是投资动议和项目审批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内容。建设重点项目特别是战略性项目启动前，必须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作为项目决策和后续建设的依据。在确定存在风险的地区开展项目务必慎重进行。还要定期全面细化梳理境外建设安全风险，及时提出防范化解政策措施建议。

2、切实加强不同类型风险的应对策略研究

有风险不可怕，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规避或者化解，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就能够得到有效地保障。比如应对政治危机和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到事前的危机管控，事中的立场坚持以及事后的危机管理。在叙利亚危机上，中国一改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被动投弃权票的次要角色，变成“主动投反对票，派外交官调解冲突”的大国，不断强调叙利亚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仅是阿萨德政府的责任，也有反对派武装分子的责任。在2016年以来的朝核危机中，中国在安理会也投票支持了制裁朝鲜的议案。

2011年11月，《中国企业海外政治风险防范指南》，明确要求企业应该加强员工管理，要制订派出人员行为守则，规范驻外人员行为方式，引导和督促员工树立良好文明形象，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要严格执行高危国家和地区安全规定，员工外出必须经项目领导批准，并由专业安保人员或军警护送，严禁私自外出；要建立外派员工紧急联络信息库，包括员工国内亲属的姓名、关系、联系方式等。应该进一步编制《境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加大境外企业安保培训力度，不断提升企业和其它主体的境外安全防范和管理能力。

3、要促进境外企业等主体增强防范意识

如“跨国企业应该高度重视项目建设的社会影响及社会风险，并将社会风险管理有效嵌入到项目规划、开发、建设、竣工及运营的各个阶段，如在项目规划阶段需准确识别影响范围内有战略意义的社会要素，综合制定流域开发的社会目标及社会规划；在项目选择阶段，应具体评估项目影响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状和社会发展目标，依据社会承受能力和社会兼容程度调整选址及规模；在项目准备阶段，重点关注非自愿移民、减缓贫困、少数民族发展、劳工保障、文化遗产、公共健康、公众参与、反腐败、信息公开与透明等社会风险高发高危领域，并制定减缓社会风险应对方案；在项目实施阶段，应制定可核查的社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定期动态评估项目带来的正面及负面影响程度，预测社会风险发生概率及影响程度，根据行动计划的效果调整完善社会风险应对方案；在项目竣工及运营阶段，应持续监测项目影响群体及组织的发展状况，评估社会目标实现程度，总结反馈社会风险管控效果。”从根源上避免危机发生、或者避免卷入危机、以及危机发生后尽量减少损失是最成功的危机管理。

4、建设风险与冲突专用数据库

一要立足自身条件，建立符合实战需要的专用数据库。撤侨工作需要准确掌握当地工作、生活和旅游的中国公民的准确情况。应整合外交、商务、公安、国家安全、旅游和国有资产等管理部门和各省区市相关资源，逐步搭建中国公民、机构、境外企业、项目等信息共享平台，建成海外利益专用数据库，真正把《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外人员相关信息备案制度》落到实处，实现对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境外特别是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活动情况的全面掌握，实现对海外利益分布和变化情况的动态全面掌握。

二要借力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作用，构建最大合力，比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万达软件开发公司合作开发的“全球多语种信息监测与决策分析平台项目”中就有“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的相关内容。建立数据库能够为研究者和相关实务人员提供冲突事件中各个行为体和主要内容之间的关系网络信息。

三要尝试建立安全分析数据模型。建立数据库的目标在建立预警与预测系统。一是体现目的性原则。建立国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时，要以该指标能够全面反映该国的风险状况为目的，选取的指标要能充分反映一国的国内安全、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二是兼顾模型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首先指标数据要有较好的可得性，即选取的指标相关数据要容易从公开渠道获得，这样模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才能被认可；另一方面，要求指标要可以被较好的量化，这样才能有较好的实践效果。三是重要性与全面性相结合的原则。指标选取要全面、尽可能的覆盖经济活动。但并不是要求指标选取的数量越多越好，要突出重点，提高效率，同时尽量避免指标的重复。

【本文作者：陶满成，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