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在记者会上表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开放40多年，发展了自己也壮大了别人，这是个机遇的大门，我们绝不会也不能让它关上”，清晰地表明了本届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和决心。

　　近年来，随着全球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美欧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首先是由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了全球经济新秩序并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经济体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雁阵模式”的全球产业梯度格局，导致发达经济体中原本数量最大的底层密集型劳动岗位锐减，而发达经济体依托资本和创新所拥有的资本密集型岗位和科技密集型岗位极少且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基数巨大的底层民众倾向“逆全球化”；其次，近十年来，地缘政治导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价值观冲突愈加严重，主要大国间愈加缺乏政治互信，导致保护主义成为主流，此次俄乌战争及其衍生的国家站队和多重经济制裁，是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将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第三是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产业布局的“逆全球化”蜕变，经济体和跨国企业将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倾向在产业安全和自主可控上面，形成新的强调安全的垂直一体化“短供应链”“柔性供应链”和“区域供应链”。

　　中国还叠加面临着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世界霸主“最大挑战者”的全面遏制风险。2012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2017年复活的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及2021年升级的“领导人峰会”、2021年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等都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入手打压中国经济再发展和关键领域对中国精准脱钩。

　　所谓霸权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高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美国在军事、科技、金融和文化等方面无庸置疑拥有绝对的世界霸权，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并成为其重要部分，“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也因为成本优势、组织优势和规模优势拥有畅销世界的尖峰优势，加之中国拥有的完整重化工体系使得东南亚国家“组装”产业更多是与中国制造形成纵向产业链供应链而非替代或脱钩，因此目前围堵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很难完全有效。

　　但是中国在面对日趋恶劣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时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必然导致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泛起，加之与中国意识形态的差异较大，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容易引发国内相应对立言论，导致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事实上，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核心因素就是坚持“门户开放”，英国1931年将英镑与黄金脱钩、1932年实施关门对内的《帝国普惠制》与美国1934年对外开启的《互惠贸易法案》（无条件最惠国原则）的对比，就预示着十年后英美货币霸权和后续世界霸主的易位，只要中国顶住内部孤立主义压力，坚持对外开放和全球化步伐，中国制造就拥有价廉可用商品的世界领军优势，也就能够破解外部国际遏制的压力。

　　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后，以侵占土地、奴役殖民来实现世界霸主的路径已经完全过时且效率过低，货币、技术、数字和文化已成为财富汇聚最核心的要素禀赋，本身拥核的中国崛起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的军事冲突概率极小，但基于竞争的经济冲突在所难免，各种打压和遏制只能是延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只要中国不去自我封闭，世界就不可能阻止中国经济的爬坡上行。

　　我们也必须时刻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变革，关注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封锁，关注国际准则和标准制定，关注关键领域的供应链精准脱钩等主要外部挑战，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知识图谱，定期全面评估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主动参与国际准则和标准制定，学习用普世价值观传播中国声音，构建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绿色生态。

　　【作者：刘大成，中宏观察家、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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