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十三五’已经为整个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那么”十四五“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优化，以便中国财税金融体制在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改革与发展，让财税金融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呢？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即将召开的”两会“和后续的”两会“，如何具体落实显得格外重要。从财税政策上讲，笔者认为”十四五“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优化税制结构，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间接税，同时又要结构性减税。增值税是间接税的最大税种，也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规模过大制约其他税种发展。增值税的优势在于消除重复征税，但增值税对促进以”点对点“直接面向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特点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的优势并不突出。近年来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深化，增值税四档税率已经简并且大幅下调至6%、9%、13%三档。”十四五“期间，通过简并降低税率和增加抵扣以减少税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

　　二是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畅通内循环要从消费入手，而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至关重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居民消费的增长快于产出的增长和其他需求的增长。无论与香港特区、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比较，还是与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都远高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即使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个税所得税边际税率也高不少，而且税前抵扣项目还少。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吸引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好的税收环境。中国过高的个税边际税率，又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再与高企的房价相叠加，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对外不利于吸引青年人才、成长期人才，降低了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和留才竞争力，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内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创新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三是要考虑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税体系。新发展格局下更多依托国内市场首要问题就是把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这些东西就阻碍了把中国潜在市场变成大市场、变成真正的统一市场。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呢？除了要把打破各地条块分割，消除阻碍跨地区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各种显性或阴性的规章制度，使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更加适配，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从而畅通这个超大规模内需市场，释放内需潜力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的税收。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地方税收主要是房地产和销售税，这种情况下就不像中国那么关心企业的注册地。但对中国来讲，地方税收是要靠当地的企业交税，这种情况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意义上讲，保护地方的企业就是保护地方的财政税收。税收制度不改革，地方没有主体税种，缺乏地方税源，这个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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