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循环"的障碍与制约：做什么
1．穷：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过大及杠杆率偏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及其背后的收入。驱动经济的内循环，最重要的是需要调动国内消费能力，让数亿普通人有能力进入消费市场，敢于消费、愿意消费，也有能力消费。
就理论和实践而言，有效需求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实现，无外乎四种方式：出口拉动、扩大财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减税政策扩大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以及通过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以消费驱动增长。中国过去四十年几乎已经将前三种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潜能。当下，前三种增长模式日益举步维艰，我们又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依靠贸易顺差化解储蓄过剩、依靠外循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现实，而急需提高劳动者报酬、扩大消费。
当前的现实问题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突出问题导致消费后劲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最大障碍。具体来看：
其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
其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2018年达到0.468，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极低收入层，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2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层，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元-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层，有3.8亿人。换言之，中国目前90%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62%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过万的只有7110万人。
其三，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2．亏：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和中长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并存
首先，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企业出现短期经营困难和盈利下降。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再创新高。2020年一、二季度，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了9.8和3.3个百分点，上半年共上升了13.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151.3%上升到164.4%。
其次，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国内就业压力依然严峻。根据测算，摩擦性失业和亚就业人数总共接近6000-7000万，占总体劳动力的10%左右。一些服务型行业消费模式的恢复有待时日，大众还没有回到像疫情前那样外出吃饭、旅游和聚会的生活方式。
第三，企业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关键技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有短板，存在一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如半导体等；在优先发展"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的同时，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当前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存在产能过剩隐患。
3．贵：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内循环最大的障碍
经济内循环要发展核心产业链、培育新增就业，发展消费，唯独“养不起”房地产。从宏观来看，金融的活水是必须要放的，但是不会再大规模进入房地产推高楼市了，而是要进入股市给产业链融资，给科技攻关融资。在某种程度上，高房价是内循环最大的障碍，大家都去买房，其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自然下降，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提升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而不是让民众将储蓄都投入楼市。房价暴涨，则必然百业萧条。房地产不止，制造业难兴。
年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下旬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都对房地产市场做出了明确的政策基调：继续强调"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外，从战略上来看，进一步强调"去地产化"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防止重蹈美国去工业化的覆辙，造成产业空心化。
4．退：扩张性政策过快退出的风险
央行在二季度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态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此前一季度货币政策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也就是说，删掉了"逆周期调节"，央行对流动性态度有所偏紧，并强调了结构性政策。在融资和信贷投放方面，货币政策表述也有所偏紧。从一季度的"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变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贷款投放与市场主体实际资金需求相匹配"。
笔者认为，为支持和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下半年扩张性政策不应该轻言退出，应该保持相对的平稳。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广义的财政赤字今年差不多有11.2万亿，从上半年的执行情况来看（3.4万亿），下半年的财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7.8万亿）。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财政政策落实得更有针对性，在复苏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增长。
从货币政策来看，考虑到货币信贷政策滞后的影响，信贷已经不宜再加速，否则杠杆率还会升得更快，但是退出相对宽松政策的条件还不存在。经济复苏基础仍很脆弱，消费增长乏力，还要防止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需要维持对政府以外的信贷比较平稳的增长，以支持"双循环"的实现。再从利率的角度，应该还是有降低利率水平的余地。物价逐步走低有利于下调利率，金融让利需要下调利率，保持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可持续性也需要下调利率。下半年降息降准值得期待、很有必要。
5．病：海外疫情反复与全球经济衰退冲击中国外需
从疫情发展来看，海外疫情仍在高速发展。流行病专家提及，疫情可能在冬天发生变种或卷土重来，甚至有专家说，人类有可能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这些均是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疫情对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主要经济体都深陷衰退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6月最新出版的题为《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确定的复苏》的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比今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
而据美国商务部的预估，受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大面积"停摆"和消费停滞拖累，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大降幅。英国经济第二季度创下历史纪录，环比暴跌20.4%，同比暴跌21.7%。作为对比，二季度德国GDP环比下跌10.1%，法国环比下跌13.8%，美国环比下跌9.5%，日本环比下跌7.8%，按年率降幅27.8%，是二战以来最大降幅纪录。
6．战：中美摩擦和博弈是"新冷战、持久战和超限战"
建国以来，我们用三十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四十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那么，后面我们大概需要用三十年（2049）到六十年（2078）的时间，来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了。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冲突在五个领域的演进比较激烈：贸易战、投资战、科技战、汇率战和金融战。未来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将有所泛化，如外交、信息、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地缘政治。
对于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有五点展望：
第一，常态化：中美经贸领域的有限"脱钩"趋势将大概率缓慢持续下去，且不可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加，两国在经贸方面"脱钩"动因还会持续和加大，旨在相互减少对于彼此的依赖。虽然产业链"脱钩"很难、成本很大，但并非不可能，在高技术领域尤其如此。
第二，去美国化或去中国化：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了逆全球化趋势，未来全球将出现更多体现区域特征的三大供应链来代替全球产业链：一是中国-日韩-东盟供应链，二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供应链，三是欧盟供应链。
第三，结构化：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已基本采纳与融入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规则中；中国也不同于前苏联，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旗帜鲜明地对抗美国并谋求全球霸权，这是中美经贸斗而不破的重要基础。同时，中美之间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互补性巨大，完全"脱钩"率较低。但"脱钩"具有结构性和优先选项。有一些产业对美国来说，"脱钩"不"脱钩"无所谓。但有些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脱钩"，并非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如半导体、大飞机发动机等。
第四，局部化：加速与"一带一路"国家及日韩与东盟进一步"挂钩"、与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挂钩"，是中国应对中美经贸"脱钩"未来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调整。
第五，强化：继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地位，这是应对中美"脱钩"最为现实的举措。
关于金融战，需要警惕未来的升级。例如，美国可能对中国的某些银行、某些产业进行金融制裁或金融勒索；推动大量资本外逃；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造成中国海外资产的损失，从而转嫁美国的债务危机；在中美冲突尖锐化时扣押中国的海外资产，等等。
综合来看，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或有波动但不太会持续缓解，中美之间短期内将在部分领域有限"脱钩"，但这不改变中国继续追赶美国、并不断缩小实力差距的态势。
综上，针对上述制约和妨碍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诸多问题，笔者提出六字口诀以应对：去穷、扭亏、抑高、缓退、治病、止战。去穷，即稳步增加居民收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及杠杆率偏高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扭亏，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扭转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局面，推动企业实现中长期产业转型升级；抑高，即坚决遏制房地产泡沫再度抬头，防止重蹈美国"去工业化"的覆辙；缓退，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轻言退出，应保持相对的平稳；治病，即采取综合性措施，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防止海外疫情反复与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外需的冲击；止战，即管控分歧、保持冷静、加强沟通、化解风险，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克制和理智态度，避免把两国人民的命运拖向不可控的深渊。
二、"双循环"的六大机遇：意味着什么
第一，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短期内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巨大而明显，随着"六稳"和"六保"政策的落地，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以保就业来保民生，最终有望实现保国内消费和内需市场的规模优势。未来的消费升级领域或消费热点：一是高端消费海外回流。中国高收入群体的很大部分消费发生在海外，这也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项下的旅行逆差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至少万亿规模以上的消费在海外发生。海南提高免税额后，免税店生意火爆，预示着未来高端消费的海外回流势不可挡。二是服务消费将快速增长。教育、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个人娱乐休闲等服务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三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带动的升级型消费，如老旧小区改造等新机会将大放异彩。
第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构筑我国战略发展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疫情客观上倒逼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疫情过后的产业链修复与整合、传统产能向中高端的跃迁与提升、线上供应链融资便利化、企业存量资产盘活等积极变化，都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亮点与最大突破口。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既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对我国供应链的顺畅运转造成一定的冲击，暴露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因此，未来"六保"的关键之一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围绕补齐相关产业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巩固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供应链控制力等方面，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将有大量机会。欧美国家在疫情期间的困扰（医疗防护用品严重依赖中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不能丢掉制造业这个立国之本，不能让中国经济如欧美一般——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
第三，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
为逐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未来中国将加快技术攻关和创新步伐，培育壮大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提高产业链中关键环节的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增强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在核心技术领域，尤其是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核心技术，如芯片、5G、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国产替代将继续成为最火爆的风口，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持续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第四，数字经济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春天。
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动能还在逆势增长、蓬勃发展。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5%，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后疫情时代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春天。随着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更为广泛地应用实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医药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将迎来较大发展。特别是"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将会对企业经营、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包括会造成区域经济和城市竞争的重新洗牌。哪些地区、哪些企业能抓住数字经济的先机，就能安全又快速的换道超车，取得升维竞争的新优势。
第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及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
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当下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未来国家将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投资重点包括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的新老基础设施、能源水利、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冷链物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领域。同时，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必须以新产业发展为支撑，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从区域角度来看，我们看好五大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及其核心城市群：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上海、南京、苏州和杭州；京津冀核心城市群：北京、天津及未来的雄安；中部地区核心城市群：郑州、合肥、长沙和武汉；西部地区核心城市群：成都、重庆和西安。未来这五个区域可能会是中国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大增长极。各类要素会向这些增长极加速聚集，这些增长极既是未来中国实体投资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未来消费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增长点。
第六，对外开放将迈入新阶段和高水平。
西方不亮东方亮，未来我国的几个重点开放方向值得期待：一是东盟及东亚。与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RCEP有望在年内达成，这将是一个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经贸联系更紧的经济区，有望赶超北美经济区和西欧经济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亦有望达成，以更高标准建立亚太最大自由贸易区，力求成为全球增长核心一极，引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二是欧洲，尤其是德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完成，可使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更加紧密绑在一起。三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的新协定，又被称为新版WTO规则）。四是一带一路。
【本文作者：王军，系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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