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6月21日电（记者王镜榕）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显示，数字经济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依然发挥关键力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近日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持续升温，"直播带货"等异常火热，助力网上零售加快发展。

　　据统计，1-5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5%，比1-4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4.3%，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发展向好。1-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比1-4月份加快2.6个百分点。新产品快速增长。5月份，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集成电路圆片、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均在70%以上。

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 姜奇平

　　日前，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教授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您被誉为推动互联网在中国起步的最早的启蒙者之一，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您参与创办《互联网周刊》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您怎么看待这二十多年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独特建树？

　　姜奇平：对中国互联网经济，没人有先知先觉，认识都是来自实践。透过《互联网周刊》这个前沿窗口，观察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经济及其理论的许多独到建树。中国互联网经济最大建树，是在数字经济与信息社会大潮中，走到了世界最前列，自汉唐之后，再一次真正对人类有了独创性贡献。这种贡献，很多都是"因为中国，更加世界"的。

　　首先，中国的道路选择，一开始就体现了独立思考，例如，没有盲从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思路，一开始就把信息技术和产业，当作六要素之一，纳入整体路径设计。当时，许多国家、地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技术有美国，中国这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美国将来绝不会切断技术和设备供给，所以信息技术与产业没必要自己搞。现在5G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硬是在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了世界竞争优势。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就会象伊朗那样被动挨整。

　　第二，商业平台经济，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美国技术平台发达，但中国商业平台领先，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的人类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服务业，进行了重服务业（平台企业）与轻服务业（网商企业）分工，从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大分工。这个贡献，不亚于工业经济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社会大分工。欧洲互联网经济的整体落后，主要就落后在这一点上。这逆转了自荷兰、西班牙、英国领先人类商业创新以来的历史进程。其连锁反应，将从经济方面影响世界史进程的方向。

　　第三，商业组织创新，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生态组织，正在海尔、腾讯的社交平台上出现。这将是继家庭、企业之外，人类第三种基本经济组织。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有可能动摇启蒙运动、新教伦理以来人类基础性的商业理念（原子论、理性），也突破了现代产权制度的边界（以拥有权为核心的大陆法系理念）。

　　第四，在大众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典范。中国的大众创新，在互联网经济中体现特别明显。例如，几个达到欧洲中等发达国家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出现，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之外，无心插柳的结果。中国一定做了张五常所说"非常对的事情"，才使这种创新活了下来。而在欧洲，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费尔普斯认为美国超越英国实现大繁荣的基础，从大历史眼光看，在于大众创新（他认为英国的路子是精英创新）。这种创新，在中国现在成了气候，只不过中国的大众创新长于市场创新而非技术创新。许多人误解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以为是偏离人类另搞一套，其实是"人类"出了问题，不是中国出了问题。"人类"的问题在于，在"中心-外围"（"精英-草根"）结构中，对"大众"的创新（中国称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的正能量总是捂着、压着，最后把他们逼成民粹，变成打砸抢的负能量。中国的特色在于增量改革，即将大众的"伟大创造"与精英的"总结、指导"结合起来，"让子弹飞一会儿"。就在子弹飞的这一会儿中，产生了农村改革与互联网发展这两件释放底层能量的壮举。当然，互联网发展现在与农村改革还不能相比，因为还要在"总结、指导"上，进一步提高水平。不要做打压滴滴那种蠢事，把做对的事情再做错了。

　　中宏网记者：与上述探索实践及创新成果相呼应，中国在互联网经济理论方面有哪些主要建树？

　　姜奇平：中国互联网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是独特的。首先，在经济理论制高点上，中国有后发先至之势。经济体大到一定程度，独立的经济学思考必然会出现。如果说，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学独立思考的标志是结构经济学，那么，在互联网经济上的标志则是范围经济理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新增长理论的两个对称分支，美国现在主流是规模经济理论，例如新科诺奖得主罗默。范围经济理论被压制在西北大学一隅，是非主流的；但在中国不同，范围经济理论在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政产学研各界，已近主流，接近形成共识。例如，认为"进入互联网时代，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谢伏瞻，2019）。"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蔡昉，2019）这种判断非同小可，是美国当红诺奖得主做不出来的，但对互联网经济的"野战军"实战，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以桥牌牌技打比方，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是"精确叫牌法"，美国还停留在"自然叫牌法"上。而欧洲，连自然叫牌法都不会，对互联网经济中的野战，可以说一门不门。他们在互联网前25强中被清零，完全被中美控局，就是理论贫乏导致实践缺乏指导的结果，一出政策就是错，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其次，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规模的共享经济与双创实践基础上，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共享发展的独特的政策与理论思考，既不同于北欧的福利模式（公平优先），也不同于北美模式（效率优先），而是以二者互补为取向。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专用性资产（威廉姆森），互联网经济制度的基础，将是"通用性资产"。通用性资产将公平与效率由对立转化为统一的逻辑在于，通过平台固定资产的分享使用及按使用效果收费，即解决搭便车难题，提高了效率，还极大降低了一次分配公平的门槛（双创门槛）。发改委等部门最近推出的"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其中包含着典型的中国独立思考。可惜的是，这种理论突破，完全是由实践部门、政策部门主导的，而不少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和专家教授的认识还停留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亟待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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