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8月19日电《国际金融报》今天刊发文章《贸易战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以静制动》。中宏观察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应从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GVC）”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NVC）互动”相互协作的模式转变，这也有利于减缓国际贸易冲突，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
中新社图
文章指出，供应链公司LLamasoft曾做过一份调查，即美国若向中国征收25%的关税，美跨国企业会受到何种影响。结果显示，如果将部分采购和制造环节从中国转移出去，各行业总成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装行业总成本会增加11%，汽车行业增加4%不到，电子行业增加2%不到。
供应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国际贸易局势越发紧张的今天，大国间的竞争已不仅限于技术和资本，更包括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美国通过对国内制造业的减税，以及对原材料和进口产品的增税，对全球供应链的成本结构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据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8月15日消息，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背离了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美国商会认为，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导致美国企业和民众的消费成本上升，削弱美国的经济活力。
对许多美国公司而言，重新配置供应链将需要数年时间，许多制造商将被迫建立双重供应链，这将增加成本，降低利润。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现实，许多公司有理由担心，此举将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净损失。
对中国而言，贸易摩擦可能会促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以及供应链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对自身进行调整。
“近岸采购”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现，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其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GVC）中，有16个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在2007至2017年间，虽然全球贸易绝对值在持续增长，但在同一批价值链中，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8.1%下降到22.5%。
也就是说，贸易强度下降，全球供应链也在“缩水”。
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不远万里”进口货物，转而在主要消费市场附近采购。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从东欧和北非为欧盟提供服务，或从墨西哥为美国提供服务，这种现象被称为“近岸采购”。
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是由关税等政治因素引起的，但其实，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长期趋势”推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往拉得过长的供应链虽然可以降低商品价格，但存在很多风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学院高级讲师陈松林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供应链企业会迅速传导关于质量、环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产品定位和整个企业的形象。
就风险而言，目前大多数跨国企业都不知道自己二级以下的供应商是谁。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案例：2011年日本海啸之后，一家全球半导体巨头曾试图确定第三、第四层级供应商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但100多名高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弄清楚自家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中到底有哪些公司。
陈松林指出，“供应链的核心就在于，多个企业通过‘协作生产’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供应链越长，也意味着时间和空间跨度越大，管理复杂性也越高。所以缩短供应链，其实有助于提高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可视度和管控能力。”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崛起也在不断推动着供应链的变革。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在向服务业转型，而服务业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本土化’，所以要求企业与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并对客户需求作出快速响应。也就是说，供应链要尽可能地向客户靠拢。”陈松林说。
除此之外，技术也在发挥重要作用。像AI、需求分析等技术为更短、更智能、更加由需求驱动的供应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而3D打印的崛起，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传统的低成本“离岸供应商”（相对近岸采购而言）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产业流动”
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大体格局是以北美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地。
然而，今年4月，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对亚洲地区600家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近一半的公司都在考虑对其供应链进行“重大”变革，超过1/10的公司打算“推倒重来”。
这意味着，许多公司开始重新思考亚洲国家在采购中所扮演的角色。
《经济学人》指出，在众多行业中，受贸易下降幅度影响最大的，当属交易量最大且复杂的产业，如服装、汽车和电子产品。那么，假设企业会完全按照经济逻辑，将一部分采购和制造从被征关税的国家转移出去，结果又会如何？
供应链公司LLamasoft曾研究了美国在对中国征收25%关税的情况下，其本土的服装、汽车和电子行业跨国企业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总体来看，“近岸采购”将对这些跨国企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由于缩短供应链会降低整个供应链的平均周期，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说，“近岸采购和制造”可以降低库存和物流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将市场转移出中国，服装、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制造成本均会出现20%以上的大幅上升，其中，以电子行业最为明显。由于其他海外市场的电子产品制造成本明显高于中国内地，所以即使只是适度转为“近岸采购”，也会导致制造成本上升28%。
综合正负两方面影响，如果将部分采购和制造环节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各行业总成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装行业总成本将增加11%，汽车行业增加不到4%，电子行业增加不到2%。
在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的同时，中国内部的产业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内部的“产业流动”，以及转移低端制造业两个方面。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李江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方面，由于环境治理力度加大，人工成本提高,国内的制造业出现了从发达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流动’现象。如从江苏的苏州向苏北、广东的东莞向江西、浙江的经济向周边扩散，很多产业也在向河南、西安、宁夏、东北转移。”
“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加工制造业也在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转移，并且这种整合的步伐在逐渐加快。所以我国现在也会从东南亚、非洲采购一些商品，来加强供应链体系的构建。”李江涛说。
基于以上两点，李江涛认为，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只是加剧了中国产业转移的步伐。
陈松林也表示，“其实无论是否有贸易摩擦，中国都会在全球产业链中调整自身的位置。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同时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
“以静制动”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世界市场仍然由跨国公司主导。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置产业链不仅涉及关税，还要考虑物流成本、基建、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和成熟度等问题，所以重置的成本较高。而由于中国拥有熟练的工种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优秀的“制造工厂”，所以在短期内，跨国公司大规模撤出中国并不现实。
但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看来，中国仍然应当“未雨绸缪”采取措施，为中国赢取部分应对的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首先，就是“中国制造”要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和认清角色的问题。
李江涛指出，从华为的事件可以看出产业规划与整合的重要性，在宏观层面，应加强对芯片、装备等重大领域的引导和产业整合。而在微观层面，企业的创新应向日本、以色列、德国学习，通过构建大量在“较狭窄领域”的“隐形冠军”，来夯实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
另外,在金融方面也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李江涛表示，“随着中国科创板的推出，这一措施的效果会更多地体现出来。”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要加大高端人才的回归，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制造业“基础水平”的提升，另外，还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推动对职业的改造。
“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需要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培养竞争力，这需要劳动力装备的提升，以及物流、科研、相应产业链的小微服务等周边生态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未来的‘中国制造’应当扮演‘引领世界制造业升级’的重要角色。”李江涛说。
其次，就是国际和国内市场的转向问题。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和机械等产品。也就是说，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网络的演变，中国未来的外部需求将不再以发达经济体为主。
所以张茉楠指出，中国应加快推进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参与推动国际贸易和多边新秩序的建立。“在升级已有各类FTA的基础上，应加快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BIT谈判、中欧FTA可行性研究，以及WTO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依托经贸合作区、跨境产业集聚区、自由贸易区等，重构“一带一路”供应链。
而在国际上展开广泛合作的同时，也要避免忽略国内市场的需求。陈松林认为，短期内刺激内需可以解决一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在长期，中国应有一个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产业体系。
在张茉楠看来，中国应从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GVC）”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NVC）互动”相互协作的模式转变，这也有利于减缓国际贸易冲突，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
不过，对眼下的中国来说，最具实际意义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财经评论员刘艳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面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中国应当“以静制动”，不因别国的善变而自乱阵脚。
“在冷静看待国际局势带来影响的同时，还要保持‘中国制造’原有的素质和产品质量，不能丢了‘质量’这个‘看家本领’，继续把内部实力维持好。通过从容应对此次增加关税的稳健表现，获得全球其他国家的订单。”刘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