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设立、控制和努力较好运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内容。美国运用国际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是：价值上明确取向、执行主体上形成体系、范围上覆盖全球、领域上追求实际控制、地域上突出重点和模式上法治化推行。当前形势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应对：一是坚决维护中国的经济金融独立性；二是着力推动经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着力加强对目标国家相关领域运行规则研究；四是着力加强涉外经济金融安全信息的调查研究；五是努力扩大中国的经济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六是着力维护经济金融数据安全。
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在官网发布了一份新的对华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长达16页，断言美国过去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美国决定改变对华战略，并扬言采取公开施压的办法，以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领域的扩张”。报告认为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2022年2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个总部在中国的实体列入“未经核实名单”。列入这一清单的公司必须接受特别严格的出口管控，美国的理由是美国官员“无法对这些公司进行例行式核查”。美国商务部认为，无法确定这些实体的合法性与可靠性的原因主要包括：无法联系或找到当事方、当事方未能恰当展示涉《出口管制条例》物项的性质、当事方所在国政府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进行最终用途调查缺乏配合等。被列入这份名单并不意味着该实体构成具体和明确的国家安全威胁或外交政策关注，但美国公司与纳入名单的实体进行交易时必须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需要提交更多的文件、美国出口商如向被列入名单的中国公司发货必须获得许可证。这33家公司多数是电子公司、光学公司，也包括一家风涡轮叶片公司、某大学的国家实验室等。
2022年2月11日，美国白宫发布印太战略文件，宣布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以抗衡中国寻求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的行动。依据这份12页的文件，美国将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岛屿的印太地区的所有地域，来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文件认为：“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寻求在印太的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强国。美国今后10年的集体努力将决定中国是否会成功改变那些造福印太和世界的规则与规范”。在台湾问题上，华盛顿将与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将要推动联盟关系现代化，加强新兴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对地区性的组织进行投资。美国还将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美国还将在2022年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来弥补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真空。美国在原有的西太平洋地区双边同盟体系的基础上，近年来逐步构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来对抗地区“唯一竞争对手”中国的印太战略的核心。
为应对中国的挑战，在评估中国的意图和行动、重新评估美国诸多战略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更严重的双边摩擦的基础上，美国选择对中国采取一种竞争性方针来保护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通过设立、控制和努力较好运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是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中的重要内容。美国通过发起设立和比较成功地运作和控制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比较成功地按照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的需求实现了全球的经济金融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美国的全球经济金融霸权、这个霸权的模式和主要内容，并采取比较适当的方式来应对和实现中国自身的较好发展，成为了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题目。
一、美国运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模式及其主要内容
在全球层面，美国成功主导设立和运用了IMF、WTO、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值上明确取向
前述机构主要是美欧经济、金融价值观的践行者，从经济金融的角度保卫“自由主义世界”是它们的重要使命。
一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美联储、美国投行等经济金融机构的盈利本身与美国国家利益存在一致性，相关机构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其它金融经纪机构的活动也需要给予充分关注。
如IMF对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进行救助，通常要附带一些很苛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行，使得这些国家越发深入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更加纯正的被统治者。IMF按照所交份额分配投票权的方式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质上被美国所控制，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投票的时候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向基金组织贷款就成了各国解决主权债务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就成了IMF干涉当事国经济主权的一个重要抓手。相关负责人员必须贯彻美国旨意，不然就会遭到清理，如拉加德前任卡恩忤逆美国被弄下台。
如信用评级业务最早诞生于美国，只有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授予的NRSRO评定，才能进入北美评级市场，国际评级机构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真正拥有“全球业务”。 “三大”为首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都得到了美西方政府扶持，贯彻美西方价值观，代表美西方国家利益，是美西方国家经济金融战略的重要实施主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于国家主权、政府信用等的分析评级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对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性。2003年标准普尔压低中国商业银行信用评级，将中国11家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评为“投机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商业银行在积极谋求海外上市或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2003年标准普尔也没有按照行业惯例在信息公布之前与受评的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沟通。
2015年，国际清算银行指出，即便债务压力小于发达经济体，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016年标准普尔对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评价是和爱沙尼亚处于同一等级的，有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中国，其评价结果的不合理显而易见，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外债水平在安全线以内，偿债率、债务率和负债率等指标都优于标普评定主权评级在中国之上的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2019年年初，惠誉发出警告，“如果大规模刺激再现，中国经济将失衡”。穆迪2019年对中国经济及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资产证券等领域进行分析和评论，唱衰中国经济。穆迪经常在公开媒介上发表对中国政府和各地方金融机构、企业等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分析和评论报告——如《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将进一步趋弱》《中国地方政府系列研究报告之河南篇》《地方政府调低经济和收入增长目标且地区差异较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变得对中国更加重要》等。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些评级机构单方面宣布下调中国评级等级存在恶意做空的嫌疑。
二是当前美国国内各界在涉及打压中国问题上高度团结一致，打压中国成为了美国当前的重要价值取向。
中美竞争摆上桌面以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为标志，上升到战略层面。近年来，美国上下一致、全民一致，国会通过任何反华法案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19年3月25日，美国成立了“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这个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组织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美国历史上这种“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过3次，第一次是1950年，防止共产主义国家继续扩张，结果成功了；第二次是1976年，目的是搞垮苏联，也成功了；第三次是2004年，应对全球反恐战争，到现在也基本成功了；现在是第四次，直接针对中国，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推翻中国政权，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保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
美国把中国重新定义为最强劲的地缘战略对手：挑战美国在亚太（或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用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胁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侵犯以规则为基础的海上秩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建区域经济结构。
美国敌视中国的观点充分反映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官方文件中，特朗普的正式讲话、以及他启动的印太战略构想也十足表达了这种观点。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到处造谣、抹黑中国，污蔑中国的“一带一路”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套上债务陷阱；污蔑华为和抖音的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煽动盟国不要跟华为做生意……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等。
美国谋求利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2020年1月30日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认为这将加快工作机会重返北美的进度（有些会回到美国，有些可能被墨西哥得到）。美国在中国遭受重大疫情的情况下，仍然对中国采取了有力的打击。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依据《受诈骗者影响及行贿受贿团体法》（RICO）指控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两家美国子公司敲诈勒索及密谋窃取商业机密，窃取六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RICO是刑事律师更为熟悉的领域。这项1970年通过的法律最初被联邦检察官用作打击黑手党等有组织犯罪，后来扩展到针对大型制药公司管理人员、国际足球联合会、华尔街经济公司、国会议员等。2020年2月上旬，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召开“中国经济窃密”研讨会，宣告美国将加速推进“中国行动计划”，加大对华执法行动。美国在因为新冠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特朗普仍然在2020年3月12日签署《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the 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法案，禁止电信运营商拿着美国的补贴去购买华为、中兴通讯和其他被视为国家威胁公司的网络设备。该法律还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设立一项计划，协助小型提供商承担从他们各自网络中淘汰违禁设备或服务并加以替换的成本。
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美国于2019年发起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这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替代，贷款能力扩大到了600亿美元，职权范围是帮助华盛顿实现外交的政策目标，包括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贷款、保险和持股等方式来支持美国和其他私营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该公司拟在埃塞俄比亚投资50亿美元，来支持埃塞俄比亚的私营部门改革，并抗衡中国在这个非洲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影响力，但资金是否到位的前提是埃塞俄比亚能够成功实施一些特定的改革措施。
（二）执行主体上形成体系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享有经济和金融霸权，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体系。既有UN、WTO、IMF、WB、UNDP这样的专门机构，又有OECD、七国集团（G7）架构这样的涵盖多个不同问题领域的机构，这使得相关国家在进行经济运行和谈判时能够全面考虑各个领域的关联性，综合计量这些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得失，进行平衡和协调，而G7与G20等机制本身就是大国经济合作与金融协调的产物。
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还主导建立了系列的功能性机构。如三大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他们主要从事主权信用、企业信用、证券信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业务。美国标普2019年1月28日获批正式进入中国开展证券评级业务。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KPMG）、安永（EY）——他们主要开展会计、咨询等业务。
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还直接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军团。在各行业和各领域设立和运行了拥有很大影响的跨国公司——苹果、微软、三星、松下、索尼等，调查公司和咨询公司，做空机构等。金融机构方面主要包括：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高盛（GoldmanSachs）、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已在华获得全口径执照）、瑞士信贷银行、美林银行、德意志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北欧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拥有超强实力的国际投资银行。
美国有运用上述机构进行一体化作战的传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充当对许多欠债国家的警察，又充当起债权人，因为它加强了严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而且它的运作非常成功，使美国的银行大获其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从1980年到1986年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在支付了6000多亿美元的利息和本金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欠有8820亿美元的债务。负债国陷入了债务陷阱，到1990年末，它们的债务增加到惊人的1.8万亿美元。
成体系推行有很多案例。比如波士顿旗下的威瑞森通讯，曾经一年从中国中兴在美业务获得300亿美元的利润，可是不仅第一时间宣布划清与中兴的界限，更是配合美国商务部调查，亲手将中兴送入了美国商务部贸易黑名单！再比如摩根财团旗下的AT&T，依靠与中国电信“联姻”而获取先进网络通信技术，才勉强保住了1605亿美元的国内市场，然而，就是对于这样的“救命恩人”，他们却撺掇18名国会议员联名制裁中国电信在美承包商——华为，在第一时间选择“终止一切与华为的合作”。
（三）范围上覆盖全球
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全世界的定期收割，是建立在其三个霸权的基础上：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科技霸权。这三个霸权，互相支撑，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美国的全球经济金融霸权建立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等紧密连接、高效配合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实现了对全球地理性的全覆盖和多数领域的全覆盖。
美国领导人所建立的霸权机制，并非是仅仅通过指挥比它更弱小的伙伴按照规定的方式行动来实现的。相反，他们在双方之间寻求共同利益，在要求伙伴和他们保持一致时，他们本身也要做一些调整来相互协调。要建立经济金融霸权制度，他们必须运用其军事等权力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挫折------不能夸大美国制订和执行规则的容易程度。
一是美国拥有强大的盟国体系，主要西方国家都在其中。
目前美国在全球一共有88个盟友，如果将欧盟算成一个盟友，则共拥有67个盟友。美国用盟国制度来拉拢和控制部分主权国家（地区），主要包括控制盟国的政党、媒体、经济、积累主要领导人的污点等。通过这些手段，美国的主要盟国最终一般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强有力的政党，大一点的国家领导人都很弱，从而只能依靠美国、不能挑战美国。美国统治欧洲主要是通过北约这个多边联盟。美国在亚洲采取的是双边统治的模式，分别建立了美韩、美日、美菲、美台、美新、美泰等双边同盟关系，而且美国对待盟友出手也都非常稳、准、狠，美国逼迫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在阻击欧元的立场上也非常坚决。
美国在加拿大抓捕孟晚舟，极力影响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协调G7国家施压世界卫生组织批评、抹黑中国形象。新加坡出台了拒绝所有中国大陆员工的工作准证申请，中新人员往来严重受阻。
二是美国能够调动全球性力量来开展行动。
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在全球评级市场的销售收入份额占比超过90%。不论是针对国家或者地区政府的债务评级，还是在固定收益市场上的占比，都是绝对多数。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本身的业务质量与规模已经对后来者形成了排斥作用，达到了行业壁垒的程度。
美国投行也具有全球行动能力。“在国际上，花旗集团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扩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墨西哥1994年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供的紧急援助。不出意外，这些救助资金都直接支付给作为国外主要债权人之一的花旗集团，此外，花旗集团与以鲁宾为首的财政部一起打开了韩国、墨西哥等受危机影响国家的金融市场，并以最便宜的价格收购企业。” 在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问题上更有明显体现。1982年8月20日，在墨西哥货币贬值、高利贷利率和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压力下，墨西哥不能清偿其将要到期的债务，放款人拒绝该国延期支付820亿美元的外债。1982年10月1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将债务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和相对较低的商品价格，他提出如果达不成互利的解决办法、可能单方面中断第三世界债务付款，而里根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拯救纽约的银行。针对墨西哥在联合国提出的要求，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提议，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债务国的债务清偿。之后，美联储、英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了有力地协调、有组织的抢劫行动。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债务国不断施压力，要求它们不能与墨西哥组织终止债务偿还的统一战线，但是美英银行却形成了债权人卡特尔。通过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代理机构，结构调整计划的“严格条件”被强加给债务国。这些计划包括以下措施：削减预算；取消有利于多数人福利的粮食和医药补贴；为了增加出口，以争取美元清偿债务，实施本国货币贬值。在IMF的监督下，债务国被迫与债权银行进行谈判，“重组”债务清偿时间表。IMF充当“世界警察”和收债人，要求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非洲和亚洲国家实行紧缩措施。对美国而言，IMF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这些措施导致他们获利不菲。债务国陷入了债务陷阱，因为它们的债务开始了螺旋式上升，这甚至发生在他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和痛苦经济之后。第三世界债务国转移了“共计4000亿美元到美国”，而它们的债务则从1982年的500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底惊人的1.8万亿美元，而第三世界债务国的贫困加剧，发展的平均速度也大幅下降。
（四）领域上追求实际控制
从前述机构可以看出，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在经济金融问题上实现了包括货币、项目、贸易、评级、会计等领域的全领域覆盖、追求实际控制能力。如美联储和WB、IMF、IFC之间通过派驻人员和投资，形成了控制性投票权，从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为美国的全球治理服务。
前述机构的评述成为了观看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重要参考。如2020年1月之后，IMF多次开会研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认为负面影响将不断显现，如疫情持续蔓延，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恐将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通过贸易等渠道向全球传导，使得各主要经济体不同程度承受压力；全球产业链不畅通，原材料采购、订单主体受阻，资金链也将遭受冲击；各国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遭受重创。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3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称，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将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从全年来看，世界经济还会保持增长，但增速会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20年3月23日发表声明说，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衰退，2021年预计将反弹。格奥尔基耶娃当日在与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电话会议后在IMF官网发表声明：2020年将出现经济负增长，但预计2021年经济会复苏；为此，当前最重要的是优先实施防控措施并加强卫生体系建设。这些言论和报告都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
相关的行动也在进行。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动用自身工具，连续大幅度降息来支撑美国经济，缓冲对经济的冲击。2020年3月3日，美联储没有等到计划于3月17日、18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就启动了0.5%的紧急降息，后又再直接降息1%，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降至0至0.25%。IMF和世界银行在2020年3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这两家机构已经准备好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所带来的人力和经济挑战，其中包括提供紧急资金。IMF表示，它的工具箱里有一系列工具和措施来帮助各国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快速信贷和快速融资工具可向成员国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并可迅速发放。但同时，美国也不忘记攻击中国不按照WTO规则行事，极力拉拢印度来实施其印太战略。
美国还有专门的机构来查漏补缺。比如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认为，由于穆迪和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以及彭博等数据提供商关注的都是私营放贷者，而中国的贷款大多是由国有机构发放的，因此并未被纳入这些机构的统计范畴。债务国也常常不统计本国国有企业所欠的债务数据，而这些企业是中国贷款的主要接收者。中国既不是经合组织成员，也不是巴黎俱乐部成员，所以即便这两个机构都会收集官方债权人的放贷数据，但是却派不上用场。2020年2月26日，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网站发文称，中国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令中国一举超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政府等传统官方放贷机构，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文章对中国从1949年到2017年向海外提供的将近2000笔贷款将近3000笔捐助进行了整体分析，发现大多数中国贷款都用于基础设施、能源和采矿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有的中国贷款都是由政府和各种国有实体提供的、如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与美欧等国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的海外投资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
（五）地域上突出重点
在全球层面，全球化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重新瓜分和统治世界的最佳手段，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层面，主导和参与了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分别解决亚洲地区和欧洲地区的问题。美国通过国际机构和各种项目运行几乎实现了地域的全覆盖。
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得益于两个重要的设计：一是可靠的石油供应；二是石油的定价和交易必须使用美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竭尽所能防止中东出现任何独立的大国。中东的产油国家必须听命和依附于美国，要不然就会出现政权更迭，如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可怕下场，这是美国的基本原则。美国积极地保护其本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确保美国的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按照美元来定价和交易的石油。
中国和东亚地区也是美国高度关注的。如前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曾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而且他的职员也担任相关的职务，例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市场部主管、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主管、白宫办公室主任、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管理主管等。保尔森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保尔森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组织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和发起中美“战略对话”。中国战略对话的任务是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向美国 “开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华尔街的利润最大化和控制中国国内的企业，促使中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中国加入IMF货币篮子后，美国派出的IMF副总裁每年都要带队来中国负责核查中国提供的货币等金融数据。美国高盛集团2020年2月25日下调了亚洲各国2020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预期，认为韩国经济一季度将会出现3.8%（环比年化增长率）的负增长，日本经济一季度也将下滑0.3%。
（六）模式上推进法治化
一是美国有着复杂完善的经济金融立法。
美国制定了大量的银行业、证券市场、外国金融机构、贸易市场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突出加强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及贸易活动中的立法规制。
1913年颁布《联邦储备法》，建立了金融监管框架；1933年，为加强银行、证券行业监管，颁布了《银行法》《证券法》；为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经营的监管，先后颁布了《国际银行法》《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为增强美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来管理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活动；为提高自身贸易优势，打压外国贸易活动，维护美国经贸利益，颁布了《贸易法》（1984年）、《关税法》（1930年）、《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等法律法规。
二是美国调整期的战略和规划体现出的规则意识。
美国在运作国际金融机构和对主要目标对手国家进行金融斗争的战略和规划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如果国际机构的运行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出现偏离，美国不惜退出或者使机构停摆。近几年，美国曾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等，使得WTO停摆，也曾经表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的重要法理依据是美国指控中国不遵守WTO规则。
三是在世贸组织的法律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12月30日，中国加入WTO15年，面临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奥巴马政府准备另起炉灶，建立TPP和TTIP，而特朗普上台后直接扔掉TPP，2017年11月30日，直接公布美国政府立场——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20年2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中国等25个经济体的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将进一步推进高中企对美国的贸易成本。
2020年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更新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名单，许多在WTO规则下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WTO给予的“发展中国家”待遇的成员，都被美国强行升级为“发达”国家了。以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如果获得的政府补贴超过产品价值的1%，就会面临美国政府的反补贴调查并将被课征反补贴关税，不可以再享受2%补贴额的容忍度了。
现在美国已经迫使WTO停摆，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恢复运行。美国和欧盟都提出了自己模板的WTO改革方案，它们都主张修改WTO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定义。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声明，符合下列任何条件的美国成员都不认可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375美元；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经合组织成员国；欧盟成员国；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0.5%；没有自我申报是“发展中国家”的WTO成员。
2020年3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其官网公布了向国会提交《中国WTO合规2019年的报告》。这是USTR依据《美中关系法2000》第421节向国会提交的第18份关于中国WTO合规的报告。USTR领导的贸易政策员工委员会中国分委会起草和编制这份报告，委员会的成员除了USTR的专家外，还包括来自商务部、国务院、农业部、财政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家。2019年报告核心结论和2018年相同，都是中国遵守WTO规则的记录很差。该报告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进一步偏离了开放和市场导向的政策，更加全面的在经济和贸易领域采取政府主导的和重商主义的方法；中国的扭曲市场的政策和做法，让中国从WTO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WTO成员的利益。报告指控中国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扭曲的贸易补贴，知识产权执法不充分，国有企业不独立，党参与公司治理，政府控制生产资料价格，网络窃密等等。
（作者简介：陶满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虎靖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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