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十四五”规划迎来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进入了第26个年头，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公共产品。关键之年，社会信用建设中如何顺应数字化和绿色化全球发展趋势，围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补短板、锻长板、开新局，不仅需要有效落实存量政策，更需要加大信用供给侧增量改革的力度。建议从普惠信用、数字信用、生态信用三个方面发力，实现信用存量政策和增量改革叠加效应。

　　一、推进普惠信用，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基础

　　普惠信用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彰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大正外部性的外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具体而言就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便捷渠道为有信用服务需求的社会各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信用服务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是拥有超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信用服务需求相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发展水平、覆盖广度、融合深度、衔接精度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亟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例如，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战场一直在城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对薄弱；我国有3亿多农民工、快递小哥等“新市民群体”，难以被城市信用体系覆盖；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覆盖人口最多、收集信贷信息量最全的征信系统。但粗略计算，仍有6.6亿自然人、0.6亿经营主体处于有身份记录、无信用记录的征信“白户”状态。不但限制了其经济参与度和金融包容度，也影响了信用建设红利释放和经济整体活力。由此造成“数字鸿沟”上又叠加“信用鸿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严峻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普惠信用是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动态平衡的制度供给，其核心在于通过“做大信用蛋糕”扩大金融和公共服务覆盖面，同时通过“分好信用蛋糕”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充分尊重“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新市民群体”信用资产、信用权益，为他们提供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线要求。

　　而中国的数字普惠信用体系有移动支付、电商经济、数字货币等国际领先的成熟经验，尤其是今年横空出世的DeepSeek，不仅成为建立公平普惠、包容性金融服务以及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的驱动力量，也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国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二、创新数字信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如果说铁路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那么数字信用体系，则是数字时代的社会信任的基础设施。数字时代，社会主体间的信任关系逐步由物理世界拓展至数字世界，亟需在传统人际关系、制度规则的基础上，融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以数字信任为内核的新型信任体系，赋能数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数字信用是其中重要支撑，由数字身份、区块链、隐私保护等多种技术叠加，由企业“主体信用”、交易标的“物的信用”、交易环节产生的“数据信用”多种信息耦合形成的数字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传统社会信用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信用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社会信用体系融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工具于一体，兼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既有助于释放生产力的新动能，又有助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诚信、信任水平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变量。社会信用管理是最早的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发展领域之一。数字信用体系通过信息融合嵌入、资源导入与匹配、应用场景拓展，特别是“社会信任”“信用风险”的量化管理，加速数实融合发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变，不断释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例如，‌优化资源配置。数字信用技术能够实现精准营销和客户画像，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公共服务；数字普惠信用体系的融合财务数据和替代数据的优势，形成企业“信用画像”“信用积分”，构建政、银、协、信、企多元增信机制，拓展“信易+”范围、提升“信易贷”工作质效，成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关键。

　　三、打造生态信用，培育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如何赋能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信用体系的创建是大势所趋。

　　生态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向奔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品由生产定义，生态文明时代的产品由需求定义，例如，绿色食品、碳信用等。生态信用体系的创建亦是如此，它是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大正外部性的形成，在初步解决了“人与人”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探索。

　　生态信用体系是由生态环保领域信用主体承诺，由政府、市场和平台背书增信形成的生态资源保护、生态价值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等系列生态信用机制安排和政策供给。随着央行等四部门《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印发，“生态信用”首次进入国家政策的工具箱。在金融场景中，生态信用体系成为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以及碳金融的基础设施。将有效促进生态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有效防范“漂绿”“洗绿”现象；在经济场景中，生态信用体系将在促进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和降低绿色溢价等方面发挥“加速器”的作用。以生态信用账户作抓手将企业和居民的减碳行为量化成为“低碳权益”，加速推动形成“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社会理念和市场机制，以经济发展“含绿量”提升经济增长“含金量”；在社会和国际场景中，生态信用账户进入政策工具箱，有效推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拓展实现“两山理论”和“双碳目标”中的应用场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薛方，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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