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与梅花是中国原生态的，最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植物，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典型载体。在梅花盛开时节，古人往往以梅抒情、喻人，以“梅”见天地、见自然、见人见己。梅花以其凌寒独自开放、坚贞不屈的姿态，素雅而不张扬、温馨而不浓烈的幽姿逸韵，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以其独特魅力影响着日本。

　　近日，梅见品牌通过其简约而富有东方美学精髓的LOGO设计，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品牌LOGO的设计理念简约而深刻，由六个正圆巧妙地构成梅花状，采用特有的“冰梅蓝”色彩，不仅增强了品牌的辨识度，也展现了品牌的文化底蕴。尽管有观点认为梅见的LOGO与日本家纹“星梅鉢”高度相似，但实际上，梅见品牌LOGO的设计过程是完全汲取自中国传统纹样中的梅花纹样。追根溯源，日本的梅花元素也源自于中国。这种设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诠释，也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体现。

　　日本原不产梅，梅花传入日本的历史可追溯至盛唐时期。它是在以唐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时期，随着贵族文化的风潮与柳一同从中国传来的，而对其玩赏之风则源于贵族仿效中国传来的赏梅风尚。

　　《花と樹の大事典》中描述的“梅”及其插图，明确指出梅原产自中国

　　在奈良时代（710-794年），梅花最早抵达与唐朝的交通枢纽——九州太宰府，此后迁往首都奈良。梅花传入日本时，由遣唐使带来的梅数量不多，花卉栽培尚不发达，因此仅有京城的上层人士种植。[]它们首次出现在汉诗集《怀风藻》（750年）中，而在《万叶集》（770年）中更有大量诗篇专门歌颂梅花，显示了其在当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万叶集》可管窥，赏梅主体基本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且多集中于高雅的宴会场所赏梅，太宰府官员更是遵循唐朝风尚开创“梅花宴”。

　　《万叶集》“梅花歌三十二首”作者身份分析简表，体现了上级阶层中流行的赏梅风尚

　　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梅花在上流社会中继续流行，其花香和姿态被广泛赞赏。梅花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枕草子》、《源氏物语》等记载梅花成为日本庭园中不可或缺的植物。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年）与室町时代（1192-1555年），梅花成为流行的园林树木，更以其苍劲耐寒的特性，成为意志坚强之人推崇的象征，并在艺术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桃山时代（1573-1603年）与江户时代（1555-1868年）见证了梅花品种的极大丰富和梅花盆景艺术的发展，《梅谱》中记载的“绿萼”梅即是在1708年传入日本。各地也涌现许多赏梅名所，梅花成为了连接大众的文化纽带。

　　在日本赏梅群体中，特别以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对梅花的喜爱为世人所熟知。菅原道真（845-903年），日本平安时代的杰出学者和政治家，被誉为“学问之神”。他不仅在个人生活中钟爱梅花，而且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行为，对日本的赏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营原道真在其梅花文学创作中，显著受到白居易的影响，如在咏白色梅花的诗作里借鉴了白居易对白色花卉的描写技巧，将白梅比作“剪白绘”或“鹤毛”，以表现其纯洁和高雅。菅原道真被贬至太宰府时，曾赋诗告别京都庭院中的梅花，表达了他对梅花的眷恋。而菅原道真被贬之地及其埋葬地的太宰府市，将梅花作为当地的文化象征，成为了太宰府市和福冈县的徽记。如今供奉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满宫，每年春季梅花盛开，成为京都赏梅的绝佳之地。保存至今最早的菅原道真画像《束带天神像》即描绘了端坐于榻榻米坐垫上的菅原道真，其前侧童子的衣服和扇子上饰以梅花图样，画面前配以插着梅与松的花瓶。从这幅图中，菅原道真对梅花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也显示了画作者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菅原道真与梅花之间的深厚联系。日本现今赏梅文化不仅是对梅花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其根源均应追溯至奈良时代从唐代传入梅花的影响。

　　在奈良时代，随着梅花品种的引进，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涌现了大量以梅花为意象的诗歌。在这部包含4500首和歌的巨著中，咏梅歌数量竟多达119首，仅次于以“萩”为主题的诗歌141首，梅花几乎成为了花的代名词。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情趣，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中。

　　《万叶集》卷第五《梅花歌三十二首》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在形式上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国的五言、七言诗形式在日本的梅花诗歌中得到了模仿，中国诗歌中的对仗技巧在日本梅花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大伴旅人《梅花歌》的形式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相似之处，而诗中梅花与雪的描写，以其鲜明的对仗，更是凸显了中国诗歌深远的影响。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不仅在形式上汲取了中国诗歌的精髓，更在主题、情感表达与审美情绪上与中国梅花诗歌有着深刻的联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梅花诗歌中，梅花都被视为坚韧、纯洁和高洁的象征。中国诗人对梅花的赞美，如其凌寒独自开的特性，深深影响了日本诗人。王安石《梅花》诗中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表现了梅花在严寒中独自绽放的坚强，与《万叶集》中对梅花坚强生命力的赞颂不谋而合。白居易的“雪月花时最怀友”中的“雪、月、花”，也已成为日本传统美意识的一部分。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的象征意义。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梅花比喻美丽女性的影响，如隋朝赵师雄在罗浮山遇见美貌女子的故事，日本诗人也将梅花视为年轻美貌女子的象征。《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女性的美丽与纯洁。其次，借鉴中国诗歌中以梅花象征爱情的表达方式，如《诗经》中的《有梅》和李白的“青梅竹马”，《万叶集》中近五分之一的梅花诗歌也常用来隐喻男女之间的恋情，突显了梅花在爱情表达中的重要地位。最后，梅花的凋零往往被用来象征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万叶集》中的诗人通过观察梅花的盛开与凋谢，抒发了对生命无常的感慨，这与中国诗人“报春花”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万叶集》中梅花诗歌的丰富内涵和艺术形式，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远得益于日本文化中对植物的深厚崇拜传统，以及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密切。在这一时期，大量中国文化和文学成就被引入并融入日本文学之中。大伴家持，作为《万叶集》的重要编纂者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对梅花的特别偏爱，不仅丰富了日本的文学创作，也进一步推动了梅花诗歌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梅花不仅是自然界中的一株植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坚韧、纯洁和高洁的品格。（文/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 胡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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