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近期在上海“两会”上建议，降低在沪工作的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或财政补贴。建议从境外人才先行，逐步推广至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的国内高层次人才。

焦扬代表的这个建议旨在有效降低高层次人才实际税负水平，进一步增强上海对境内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集聚力。这个建议与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多年的呼吁，出发点是一致的。的确，过高的个税降低了中国聚才吸引力和留才竞争力，增加了国内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用人成本，因为这不仅仅是企业聘用高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收入高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他们中具有全球竞争力，更关注税后导致税收成本转嫁到企业用人成本上的问题。因此，笔者完全认同降低中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笔者认为个税调整还是应当在全国层面进行。一是，国家越来越强调以法治国，境外人士所得税降低缺乏法理依据。二是，境内和境外人士交付不同的个税不妥也不公平（即使是先境外后铺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这些年，多位曾担任过省部级领导、熟悉经济工作、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就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建言，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低至33%或25%。

的确，无论与香港特区、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比较，还是与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都远高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即使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个税所得税边际税率也高不少，而且税前抵扣项目还少。

中国过高的个税所得税边际税率，导致比如通过“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把大量的税源流到大陆外了。“钱在企业、不拿工资”也是常见的一些高收入者避税方式。过高的个税所得税边际税率也增强了偷税漏税的动机。这些因素导致这么高税率并没有带来相应高税收，同时还导致社会出现一种隐性的不公平。

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靠拼价格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还是中国的短板，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替代性较强，自主可控力较弱。如果中国要在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供应链全球重新布局缓解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延缓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进程，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回流过快于国内产业升级步伐，为供应链上游“卡脖子”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受制于人，为自己产业升级赢取更多的时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吸引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好的税收环境。过高的个税边际税率，又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再与高企的房价相叠加，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对外不利于吸引青年人才、成长期人才，降低了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和留才竞争力，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内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创新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基于国际人才竞争等因素，世界范围内调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是大势所趋。面临疫情后逆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迫切需要吸引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留住和发挥国内有创新精神的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好的税收环境必不可少。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大幅度下调现在过高的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

（作者：张中祥系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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