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截至目前,全世界2亿3千多万人被感染,475万人死亡,全球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除此之外,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似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居家办公、远程开会……已经成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在重大人生选择上,人们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比如,更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对医学相关的职业更加向往,2020年报清华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近30%。
从更深层次来讲,疫情是否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具体到工作场所中,人们的工作行为与态度又发生了哪些改变?
来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天津大学及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者们利用中美两国的样本深入探索了疫情对于员工价值观和工作行为的潜在影响,该文章发表于最新一期的HumanResourceManagement(FT50、ABS4)期刊上。
研究人员对3257名中国受访者进行了3个月的追踪调查,并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疫情相关的信息刺激(ExposuretoCOVID-19Stimuli)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工作行为方式。
主要体现在,疫情强化了人们保守的价值观(ConservationValue)。经历了疫情的人们更加关注安全和社会秩序,疫情中大多数人愿意遵守各项防控措施,配合核酸检测以及健康码查验等,更加关注身体健康,做事更加保守。在工作中,人们甚至比以往更能容忍一些消极事件,比如,加班、承担更多工作压力、受领导责备等。
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疫情强化了人们亲社会的价值观(Self-transcendentValue),进而提升了帮助行为和捐赠行为。疫情之下,“众志成城,共同战役”“驰援疫情区”“加油!挺住!”等口号激励着人们团结一致,共同抗疫。疫情激发了人们互帮互助的精神,人们变得更加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社会。同时,人们也更加认同具有奉献精神的企业和个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今年夏天河南水灾后,针对捐赠企业(如:鸿星尔克)国货潮的兴起。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和文化差异性,研究者还在美国做了对比研究,得到了与中国样本类似的结论。研究者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追踪调研了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州的504名受访者,样本中,201例来自疫情严重的州,151例来自中度严重的州,152例来自低风险的州。
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疫情影响在中美之间的差异。新冠疫情对于中美在不同价值观上的影响强度是不同的。比起美国人,中国人更强调规则与秩序,更加以大局为重。因此,疫情相关信息刺激对于保守和遵守规则的价值观提升强度更大。对于此,研究团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中美文化存在的固有差异造成的。新冠疫情的到来更加凸显了这种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的组织和宣传上的出色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决心,强化了疫情信息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两国人民面对防疫措施,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表现。”
此外,年龄及疫情严重程度也会影响研究结果。在中国样本中,疫情信息刺激对年轻员工的价值观影响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丰富的生活经历使老年人的价值观相对稳定,不易改变。在美国样本中,在低风险区域新冠疫情的信息刺激对人们亲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低风险地区的人们受到威胁较小,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反思自己生活的意义并做出积极的反应。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到来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方面,人们更加保守和尊重规则;另一方面,人们更加愿意帮助他人、贡献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认识到疫情对员工行为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新变化。
因此,研究者建议:第一,保障员工正当权益,鼓励和帮助员工发声。尽管疫情使员工变得更加保守,但政策制定者更应充分坚持人本情怀,尊重劳动者切身利益。第二,企业应因势利导,培育奉献、利他的企业文化,引导员工积极工作、回馈社会。通过宣传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奉献行为,树立典范,激励更多员工加以效仿,为组织文化及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第三,重视疫情中新入职场的员工。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需要重新思考对于他们的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调整管理与沟通方式。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到来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方面,人们更加保守和尊重规则;另一方面,人们更加愿意帮助他人、贡献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认识到疫情对员工行为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新变化。
因此,研究者建议:第一,保障员工正当权益,鼓励和帮助员工发声。尽管疫情使员工变得更加保守,但政策制定者更应充分坚持人本情怀,尊重劳动者切身利益。第二,企业应因势利导,培育奉献、利他的企业文化,引导员工积极工作、回馈社会。通过宣传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奉献行为,树立典范,激励更多员工加以效仿,为组织文化及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第三,重视疫情中新入职场的员工。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需要重新思考对于他们的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调整管理与沟通方式。
(文:李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 廖辉尧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系助理教授 潘静洲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 Brad Harris 美国TCU和UIUC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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