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衡规划院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袁昕
中宏网北京5月28日电(记者王镜榕)“如今的城市已很难像传统城镇化那般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是演变成了残酷的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过程。”清华同衡规划院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袁昕在近日召开的“乡村振兴·从理论到政策”研讨会上指出,“乡村不仅仅承载着国家生态文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沃土。”
守住生态红线和遗产保护的底线
“我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创新大国转化的过程中,城乡关系一直是个复杂课题。”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副主任刘岩表示,从成渝地区的土地流转试点,到饱受诟病的新农村建设,直至今天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是一个逐渐打开缺口的过程。
刘岩用“限制”和“风口”两个主题词概括了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他认为,当前政策的种种壁垒,给乡村振兴的实现设置诸多障碍;当前城市金融风险背景下的流动性降低,政策性资金对城乡支持的此消彼长,乡村被动的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风口”。面对这样的风口,乡村振兴规划要保持理智,守住生态红线和遗产保护的底线,同时也要积极面对、有效融入。
探索会议事件的乡村保护之路
过往三年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分别在在河南新县(西河村)、贵州遵义桐梓(中关村)、贵州台江(交宫、红阳村)、山东日照山海天、广东梅县(侨乡村和松口镇),探索会议事件的乡村保护之路,在社会各界形成巨大的影响。
结合多年实践经验,罗德胤提出:乡村保护与发展工作有四大板块—— 宣传、设计、建设、运营。宣传包括研究、策划,设计包括建筑、规划、景观、文创等专业,建设包括投资,运营包括培训。其根本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民众接受并且喜欢上乡村文化和乡村遗产,从而让保护乡村的成本能够扩散到最大的受众面。同时,也提出希望在乡村开大会的路上有更多的人能够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乡村遗产能得到更好地保护。
大数据揭示小城镇快速发展关键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中心副主任杨军指出,通过对我国10万人以上的70个小城镇展开全样本研究,显示出地理区位、产业类型和政策扶持是促成这些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杨军表示,乡村振兴关键是城乡融合的问题,在我国,镇是与我国乡村关系最为紧密、联系最为直接的一级城镇地区。截至2016年末,我国共有建制镇20654个,除去纳入城市、县城统计的城关镇外,我国小城镇数量约为1.81万个,是我国落实“三个一亿人”目标的重要载体。通过对1.81万个小城镇近十年基本发展数据变化分析发现,小城镇之间发展差异巨大,规模较大的小城镇,其人口增速、城镇化率、人均城镇建设投资强度等方面的指标表现均更优,甚至超越了同等规模城市、县城的发展水平。
为乡村振兴提供多元空间支撑
清华同衡城乡统筹与村镇规划研究所所长闫琳认为,当前的乡村正在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规划需应对新农民、新农村、新农业问题的挑战。一是关注农民真实的城镇化选择与发展需求,构建多层次城乡空间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城乡公共服务;二是实质性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规划盘整乡村资产,激活乡村“沉睡的资本”;三是主动匹配农业产业的新供需模式,为农业产业的优化、延伸、发展提供多元空间支撑。
破解政策瓶颈,激活乡村振兴要素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中心一所主任工程师李汶表示,从空间资源视角看乡村规划应把握好守底线、调关系和保民生三个关键点,乡村规划作为技术平台应精细化规划空间与资源,激活乡村要素资源,并精准地引导实施。
一是在守底线方面,精准地守住自然资源底线、历史资源底线和土地资源底线,守住价值观底线和硬坚守科学底线。二是在保民生方面,保障农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农村产业发展需求空间;激活区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激活资源要素、促进全域流动。三是在调关系方面,协调乡村规划中既有难点、矛盾和冲突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激活资源要素、实现资产资源化;激活政策要素、破解发展限制;搭建技术平台、精准投放项目资金。
乡村振兴需要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工业化、城市化等不同的结构变迁方式带来了农民与土地、与村庄的松动程度不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认为要以动态的眼光观察乡村的结构变迁,并指出,乡村振兴不能固守乡土中国理念,也不能沿袭城市统乡村惯性。
刘守英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并指出,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正在出现分化和代际变化,农二代未来的去向是去农业化和入城化;农业的内涵正在从粮食农业转变为多功能产业形态;农村正在出现快速分化和适度集聚的现象;城乡功能更加互动融合、共荣共生。
刘守英强调,乡村振兴需要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包括城乡互动的生产要素配置制度,重点是农地权利分割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落实城乡衔接的规划制度;强化农民的城市权利,重点是农二代的居住权和农三代的教育权;以及乡村也要逐步向城市开放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