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王镜榕)“大家都说农村没有人了,这个观察是有问题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指出,“农业对GDP的贡献就是7%-8%,加上补贴,是GDP的9%。你看农村还有多少人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在里面?这对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劳动力价格上涨,在宏观上都有影响,所以产权还要再划下去。”
东西文化视域下的产权之辨
“在中国,为什么改革很困难,因为很多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周其仁指出,“就是白纸黑字写进了法律,或许在南方行得通,而在北方就不一定行得通;或者今年行不通,过几年可能就通了。”
周其仁强调,财产归属就是一种权利,这个权利的特点是附着在有形物品上的一种行为。从计划体制转型,有转型时期的紊乱,行为的自由度边界在变化。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正规法律变了没有,首先是多数人怎么看这个问题。“经济要发展,必须进行资源配置,为什么要强调归属?”周其仁指出,“人类斗来斗去,发现确定以物作基点的行为自由有一个好处,它鼓励生产。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权利边界,人们会倾向于凭武力或身份地位等来占用、使用资源。一旦确立有效产权边界,则鼓励人们生产与交换。”
“稀缺资源总是要争的,拿什么准则来争,这对一个社会贫穷还是富有至关重要。”周其仁指出,财产权里面有很多权能,包括利用、使用、收益、转让(处分)。最重要的是转让权。“只要资源是便于转让的,这个资源就会在社会中不断得到较高的利用,然后形成整个分工,这是国富论的基础,分工就是靠转让起来的,如果没有转让,大家什么都得干。”
“产权有一个强度问题。哪种权利行得通,其实是由执行成本来决定的”,在周其仁看来,人类社会在某一个时点上会发疯,在发疯的情况下,法律产权边界没有了,大量的交易会出现违约和欺诈。这个东西是我的,钱是你的,你看着都很清楚,但一进入交易过程,很多边界就不清楚了,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监管和秩序存在很大问题,其本质就是能否有效建立产权的问题。
“私人财产、公有财产,今天所有的改革都与它有关。”到底什么叫私产,东西方有着一些微妙的差异。这里建立两个不同维度和四个象限。第一个象限,最私有化的东西,法律上排他,技术上也排他;第二个象限,法律上排他,技术上不排他;要当心的是第三象限,因为第三象限是法律上不排他,但这个资源的性质排他,或者过了临界点就变成排他的。一开始,废气排放大家都不觉得是问题,这么大的天空排放出去很快就稀释了,但是废气排放到一定程度,环境容量就没有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类资源的制度安排。
“真正的产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观念变化、技术变化、法律变化,它要不断地界定再界定。”周其仁表示,在真实世界里,私人财产都有一个边界。纯粹的公有财产,也是极为罕见的。对公产要做限制,某种程度要建立排他性。对私产也要做限制,就是对绝对的自由要减少。无论是对私产还是公产的种种限制,都要不断调整,因为加过头后也会发生问题。有些资源是要公有的,但是要不要全盘公有?正确的答案是取决于成本,取决于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公有资源是全国人民的,怎么管理?然而,公有资源遇到了问题,马上就说私有化。我们现在最大程度有一个共识,就是多种所有制。
国企改革扩大自主权到底意味什么?
国有企业也是全民财产,挺好的,全国一盘棋。到今天这句话也没有错,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效果是存在的。问题是,命令下得了那么细吗?后来发现,这样的资源配置非常浪费。为什么?每一代中国企业家,靠判断市场要什么,然后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去迎合市场需求赚钱。这种做法,后来把它取消了。我们这么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果把这种做法取消,最后的结果是,原来东京比不过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比不过上海,后来都超过了上海。问题在哪里?就是边界划错了,有些边界划得太大,有些边界划得太小。所以,提出扩大国企的自主产权,不过,“扩大自主权,到今天也没有定义过,到底扩大到什么程度算自主权扩大。”周其仁表示,“其实这个活动,有一个经济学定理可以阐释的,就是科斯定理。清楚界定财产的权利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为市场交易就是让资源不断得到更好的利用。”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周其仁指出,这几句话点到几个问题。第一,“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第二,“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这些问题还不完全是界定完保护就行了,它为什么难保护呢?就是执行成本太高。执行成本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界定还不到位。所以,要真正保护现有的财产权利,还得进一步地产权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改革,能否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农业土地是最早改革的领域。包产到户,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基本解决。周其仁指出,集体土地可以家庭承包经营,使用、利用、收益、转让,全都有法律保护,这个已经做到了。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开始是10年、15年、30年不变,现在是长久不变。这在上层建筑里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基层不行。我家人口多了,他家人口减了,这家女儿嫁出去了,那家儿子娶媳妇进来了。每个家庭当年平等承包的土地,就变成人均土地不平等了,所以不断产生调地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调下去,还有长久不变吗?搞这个事情是高难度的,我们的改革是承认集体经济,在基层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周其仁指出,1988年,贵州省遵义地区湄潭县做了个试验,叫“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试验从198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不动地。叫“人丁变化,永不动地”。后来就逐步推广,再后来写进了法律,2002年改农地承包法的时候写进去了,承包期限内不要动地。这个承包期限原来是15年,后来是30年,再后来是长久不变。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居民是居委会自治,农村是村民自治。可以通过举手表决土地调还是不调,多数人同意调就调。所以,今天中国农村就有了这个尾巴。为什么说是尾巴呢?你想想看,这个地过几年就要调,这个地怎么转让?公司进去签50年、70年的合同,大规模整理土地,要搞新的现代农业。过两年农民说,这里的土地关系还要调。后面的资源更优利用就做不到。相反的一种意见就认为,这个公平啊,可以防止农村出现矛盾,人口多就分一块地。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你家人口多了,可以分邻居家的地吗?从来没有的。个人财产真叫私人财产,老子的财产不是儿子就可以平分的,老子的财产要写个遗嘱,说给谁就给谁,不给你就不给你。
在这个基础之上,家庭内土地你去分就算了。你要跨家庭重新调整土地,那么,什么恒产、什么恒心,怎么会有?怎么转让?转让的成本就非常高,这个事情就卡在这里。国务院要求,2016年完成全国不动产登记,这个事情非常大。颁一张土地证,颁证以后,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再调。很多地方就等30年,上一轮30年到期后就要调地,这个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一部分地方已经不调了,转让就有基础。一部分地方还做不到。这个问题应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解决。
周其仁指出,我们这个集体模式其实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是北方高纬度地带,土地有的是,人烟稀少。它是村社的传统,到村社领一块地种,人一死,就把地还给村社。依据中国人口和土地的要素享赋,怎么能学这套东西呢?但是一旦学来,它就变成了传统,变成了利益。问题更大的是建设用地,盖房子的地。其实到今天为止,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还没有落实。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没有说只有国有土地才可以转让。但到今天为止,生效的只是国有土地转让暂行规定,这也是我国土地市场、土地财政的法律基础。而集体土地呢?不能转让。这也构成城乡很大的问题,包括供地机制。现在国有土地可以入市,但这个当时也是匆匆忙忙从香港学来的,40年、50年、70年期限。然后呢,地价怎么定?70年期限到期了,怎么办?到时候是地产税制度,还是土地批租制度?我国的土地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
非国有土地与被“悬空”的小产权
周其仁指出,非国有土地,国家可以征用。《宪法》规定的征用,有一个前置词,为了公共利益。现在为了商业利益,都征用土地,这是我们国家很大的一件事。你拿去是商用,又不是建国防基地,又不是修水利工程,怎么可以随便动用征用权呢?你是商业利用,他也是商业利用,来个竞价吧,这才是市场配置资源,要有个基本公道才对啊。
这个改革非常难,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讲要逐步收缩征地规模。周其仁指出,碰到经济下行,需要通过投资来拉动的时候,国家投资首先要占一块地。所以实际上在整个决策层,这一点大家都认为不对,但如果征地规模收缩,国民经济建设怎么办?遇到经济下行,需要投资拉动的时候,怎么办?其实4万亿元投资,不光是财政和信贷,首先就是大量的地要征用。真正公共用途的征地没有问题,美国也得征地,日本也得征地,但今天中国城市化大量征地是商业用途,在公益上就讲不通。
现在,农民也大量占地搞建设,一块就是宅基地。周其仁强调,到今天为止,这个权利还是硬硬的,叫一户一宅,成年一结婚,就领一块地,全世界哪有这种制度?免费领一块地,领了以后,这块地只能自己盖房子,自己住,不能转让。2.4亿农民都进了城,很多房子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住,就过年回去那么十来天、半个月,但是同样占地、占资源、占投资、占农民的储蓄。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我们的安全阀门,万一农民在外面经商失败,回家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如果在城里都没有机会,农村怎么会有机会呢?
但是这件事情对农民有影响。很多土地都己进入市场,但是不合法,那就是小产权。周其仁指出,中国现在多少老百姓的物业是小产权?悬在空中,哪天可能就会有问题。什么恒产恒心?法律上不支持。政府不是根据法案,而是通过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城市居民不能买小产权房。这是财产权利问题,这个物业有人愿意买,他来买,他出价高,你不让他买,这不就是产权的有效性问题吗?
反腐暴露出大量国企内部控制权隐患
经过1997-1998年的改革,国企大面积亏损的问题解决了,能卖就卖,能出租就出租,抓大放小。周其仁表示,新的问题是什么?留下的国有企业大量盈利,当年就是因为亏损才推动了改革,三年脱困了。当时整个国企账面就是亏的,这是1997年改革的合法性。
“国企亏损问题解决以后,下一个改革动力是什么?”周其仁表示,首先就是对还要不要改,没有高度共识。仔细观察国有企业的情况,整体来看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账本上非常好看。但作为大集团,内部可能有交叉补贴,自己投资了很多东西是亏的,加到一起是盈利的。这个问题是权力问题,全国人民同意办这些掩盖在里面的亏损项目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你是国有企业,全民的企业,利润上交怎么定?多少年这个利润由国有企业自由支配,这也是国有企业这些年追求利润的动力,挣钱了我的地盘就大。
第三,有很多领域,特别是央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准别人进去做这个生意的,它又是基础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利润是国民经济的成本。国民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非买你这个东西不可,那就是我的成本,你的利润越高,其他行业的成本就越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要不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机制?因为它独家经营,你看不出来它优不优。
最严重的问题是,反腐暴露出来大量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权。从法律上讲,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事实上呢?一些国企成了少数人口袋里的囊中之物。这个问题不解决,可不仅是经济问题。如果是问题导向,就应该面对问题,进一步探索,怎么把国有资产的权限划得更清楚。有什么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把里面的效率和公正进一步发挥出来。
“混改”是企业治理层面的尖锐实验
过去国企亏损你要改,现在我盈利了,怎么还要改?确实得师出有名。要改的话,老经验,就是分类改,抓大放小,中国就这么改出来的。在今天中国的情况下,普遍盈利、普遍情况改善,账面资产财务情况都改善了,今天的情况怎么分类?怎么定义这些企业?不同的政策,到底怎么定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这几年‘双创’喊得非常响,‘双创’靠科学家,科学家绝大部分是国家的,大学是国家的,研究所是国家的。”周其仁指出,“但是,那个发明是他个人的,这两种力量都对最后的发明做了贡献,怎么区分?怎么分配?一不小心就涉及国有资产。”
周其仁指出,混改不是在市场同一个行业里既有国企也有民企,而是在企业的治理结构里让它们混到一起。对混改,各地做了一些试验,问题挺尖锐的。首先是资产定价,这是高难度的。上海探索的经验是,怎么作价都不对,干脆上市,由市场来定价。现在社保缴付率太高,怎么解决呢?因为社保是急急忙忙在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建起来的,负担很重,再加上社保机制里有些内容没有理顺,缴付率很高,很多企业被压垮了。社保将来的支付压力会更大。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盈利的企业划进社保,降低社保的缴付率。但是划转的力度,真正落下来的少。还有一类企业是公益性的,例如,北京地铁公司有大量的财政补贴,这种公司怎么考核它?怎么要求它像市场竞争公司一样的行为?它做不到。干脆就是使用价值考核,你给国民提供了多少服务,服务是什么质量。对整个国企、国资的改革,大家期望很高,但是现在看来,推进的不那么理想。
周其仁强调,我们已经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但说到平等保护,那还是一个目标。事实上存在不平等,才需要说平等保护。个别地方资产都夺走了,这个资产怎么作价,怎么赔偿?这个财务数据是可观的,可不是判错多少年赔你多少,那个钱是小钱。企业资产一动以后,它有机会成本,将来怎么衡量?这个损失很大。民营企业肥了,就会诱发很多公权力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目标。要保全民营资产,因为这个资产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它有就业、有税收。当然历史地看,我们有很大进步了,但是离现代经济所要求的、中央提出的平等保护还有很大的距离。
环保大量的问题是产权问题
周其仁表示,现在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可是这个法律与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Act)相比还有不少的距离。依据美国的这个法,同样一个科学家,跑到硅谷去创业,它有一套制度管制。不管是联邦的钱、军队的钱、国家基金的钱、国家实验室的钱,出来的成果都是大学的。大学通过一个专利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专利,谁要用,包括发明这个专利的大学教授本身,交一个使用费,你就可以拿去创业。它就找到界定的方法,就是划清楚边界。
周其仁强调,私有制下,如果你对社会有冒犯,它一定给你加限值。公有制要开放,如果技术上要排他,它一定要增加使用的规则。所以这个管制是不可少的,从产权角度看,一定要有管制。过去由当时的技术条件、观念、法律,形成了一套管制。现在技术变化了,管制要不要变化?当年的网络电话,电信管理部门就压下去了,把人抓起来了。那是1998年底,以色列网络电话软件刚成熟不久,中国民间对此很敏感,应用了。但因为国家实行电信专营,结果抓人,没收机器。
现在的不当管制是国民经济中很大的问题。注册公司,这两年办手续有很大的变化。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有的部门还是抓得牢牢的。命脉行业,非公准入的门,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铁路、电信、铁路、民航,这种大领域,不是没有投资需求。相应的管制要做改变。管制就是要求政府那个圈、民企那个圈、国企那个圈,这几个圈的边界要非常仔细地重新调整。
类似的议题还有很多,环保大量的问题是产权问题。解决环保问题的时候,还会产生新的产权问题。一个大活动要搞好,很多工厂就停掉,要补偿吗?不补偿,如果它是环评通过的,人家的资产实际上受到了侵犯。如果环评没通过,是另外一回事。不能由一部分公民为了整个社会利益,承担特别重的负担,要平等。
20世纪有很多争论。可能现在科斯的提法比较好,就是一个产权界定与再界定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不能基于一个理想最优,一股脑往这里冲,或者掉头往那边冲,经不起检验。在个人与整体、社会与国家之间,自由空间怎么划最利于发展生产,怎么划可以最大限度地协调矛盾,这是产权命题,是产权经济学,应该回到学术基础上来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