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苏关系经历了由冷转热、由热转冷、再由冷转热三个阶段，毛泽东的苏联观也因此呈现出多维度和动态变化特征，经历了从早期的学习和模仿，到后期的批判和对抗，再到晚年的实用主义调整，反映了其个人信念、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复杂互动。因近代历史事件较为庞杂，许多人仅通过片面的历史资料认为早期毛泽东强调以苏共为首及“一边倒”政策是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所做出的错误决策，导致后期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处于被动地位。随着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政策的推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出现显著分歧，有人认为因其个人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持批判态度，导致后期的中苏关系交恶。立足于上述问题，结合相关史料进行驳斥，探究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全过程，总结其蕴含的重要外交策略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的原则。

　　一、由冷转热：中苏蜜月期毛泽东的苏联观

　　在中共成立早期，毛泽东积极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寻求苏共的支持和帮助，但并非对于苏共的一切建议都全盘接受。基于《师哲回忆录》考证：1927年起中共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电讯联系，之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主要由毛泽东亲自处理。皖南事变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就已经存在分歧，甚至共产国际对中共后期的“整风运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清党运动”，毛泽东却并未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放弃。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与苏联才开始建立密切联系。1939年8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担心苏联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特别是在英法未能与苏联形成反法西斯联盟后，斯大林可能认为与德国达成协议是防止被孤立的最佳选择，于是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时毛泽东认为该条约签订不仅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时在亚洲地区打击了日本，削弱了中国投降派的力量，于是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并非想伺机换取斯大林的支持。后1941年该条约被德国单方面破坏，苏联面临德日夹击的威胁要求中共予以支援的需求，但被毛泽东多次以“部队调动有困难”婉拒。可见在一开始处理中苏关系时，毛泽东就决定从实际状况出发考虑对策，并非一味支持和拥护苏联。

　　许多人认为中苏合作是天然的意识形态同盟阵线的建立过程，但实则中苏同盟关系的构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国际局势（特别是美苏冷战对峙），毛泽东开始视苏联为在安全和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支持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革命道路上的独立性。1949年毛泽东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以取得苏联对中国在国防和经济建设方面全方位支持。《师哲回忆录》中记载，此次中苏会谈中，中国明确提出国家性质近于苏维埃制又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为后期中苏关系进一步加深打下基础，但台湾问题及蒙古问题则成为双方遗留问题被搁置。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战略，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符合当时双方长远利益的同盟关系。在中苏同盟关系构建过程中，表面上是中国主动依附苏联，实则是斯大林认为缅甸、印度等国承认中国合法地位使得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先兆，加之西方媒体施加“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的舆论压力，以艾奇逊《关于远东政策》的演说为导火索，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条约拟定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就中国东北、新疆问题、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具有分歧，双方多次修改条约，最后以发表公告的方式暂时避免了矛盾。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看似是国际合作，实则是大国外交的博弈，是斯大林对冷战格局考虑后做出的外交上的让步。中苏蜜月期的确立标志着毛泽东苏联观的基本形成，为中国后续的外交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由热转冷：中苏交恶时期毛泽东的苏联观

　　在朝鲜战争发生之前，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苏的核心争论焦点，而朝鲜战争的发生转嫁了这一矛盾，使得中苏同盟关系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许多人仅从苏联援助中国，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就下定论说这是毛泽东又一次证明其对苏联的忠诚的体现，但实则是毛泽东基于现存的领土问题，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国际局势做出的考量。不出兵很有可能失去现有的同盟关系使得中国陷入美苏两国的排挤之中，因此看似中国具备出兵主动权但实则在参战问题上中共不具有任何选择余地。事实证明，朝鲜战争的发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国际外交地位，但也同时使得中国开始挑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之间的矛盾重新回到台湾问题，加之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推出，使得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加深。基于《师哲回忆录》考证：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就苏联援助中国核武器事业提出需求，提出“中国也想搞核武器这项工业”，这实际上否定了苏联推行“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赫鲁晓夫当即表示“搞核武器太费钱了，还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映射出中苏在和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随后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也均体现出了中苏本质的利益需求和观点分歧，之后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以及“秘密报告”中苏联的部分观点遭到中国抵制。

　　《师哲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指明了关于共产主义党际关系的论断。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中出现了老子党、儿子党”“一党的利益无法替代另一党的利益”。在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中，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是“功大于过”这与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政策背道而驰，此时中苏开始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随后，毛泽东和斯大林展开论战，基于《阎明复回忆录》部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内容，毛泽东指出对于中苏边境争论，中国态度是“不放弃一片土地，但也不要人家一块土地”公开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部分苏联学者认为因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导致后期中苏关系交恶，而事实是赫鲁晓夫率先挑起对中国的批判，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加剧了中苏矛盾。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继续加深了中苏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愈加显著，苏联企图打压中国向美国做出战略上的让步以改善苏美关系，于是中国研制核武器被苏联方面认为是“操之过急”，当即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究的资助。此次事件使得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苏矛盾也从原来的意识形态争论上升为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中苏论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秉持党际关系就如同人际关系，但从未将领袖个人关系等同于党际关系，做出的所有决策均基于国家利益。随后毛泽东在中国外交上修改了“中间地带”理论，将原来的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划分调整为将美国、苏联之外的地带称为“中间地带”。该理论的提出表明了此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更为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性，开始辩证看待苏联模式。中苏关系交恶使得毛泽东改变了原来“一边倒”的战略设想，重新思考中苏两党的党际关系，毛泽东的苏联观愈发成熟且客观。

　　三、由冷转热：缓和重构期毛泽东的苏联观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提出政党外交政策由“以我划线”向“一条线”转变。此时，美苏冷战对立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加之党内动荡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珍宝岛事件更加彰显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迫使中共重新调整外交战略。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后，毛泽东逐渐摒弃了60年代与苏联的论战分歧，对苏联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实用的外交策略，试图在大国关系中寻找平衡。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指明了中国的外交方向。对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认为中苏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世界大战暂时不会发生，但仍然认为世界是“极不安宁的“需要警惕和防备。197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表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美苏冷战格局存在，依然有战争的风险。此时毛泽东将苏联放置于整个世界格局中进行考量，形成了多边外交格局，打破了苏联压制和控制中国的企图。毛泽东苏联观从“一边倒”战略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逐渐明确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能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需要考虑当前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制定以国内建设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不仅反映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同时反映出毛泽东苏联观基于马克思主义站在客观立场上与时俱进的特征。

　　四、毛泽东苏联观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苏联观萌芽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在中苏交恶时期逐步成熟，最终指导了之后的中国外交策略，利用多边外交和对国际局势的清醒判断使得中苏关系得以重新缓和。毛泽东的苏联观揭示了几项重要的外交策略：一是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断。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映射出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需要为战争作准备”的态度，提出“要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在面对苏联施压时，毛泽东提出要具备“底线意识”，牢牢把握国家的根本利益，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即和平是主流，但必须对潜在的冲突和战争保持警惕。毛泽东对于战争和和平的看法放在今天的国际外交环境中依然适用，始终提醒我们要看到国际竞争中的丛林法则，虽身处和平的大环境下要始终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该思想对我们当前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不谋而合，指导当今的外交战略，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明确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能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点明了我国外交战略的制定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结合国际形势灵活调整外交策略。在处理中苏关系中，早期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战略是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提出的合作关系，而后期中苏交恶让毛泽东看到了国际外交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提出中国的外交关系不应受制于意识形态争论，而是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出发灵活调整外交策略。三是明确了处理党际关系、领袖关系与国家关系之间的异同。在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明确领袖关系与党际关系的差异，同时正确理解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及其原则。毛泽东主张在党际关系上保持独立性，避免将党际关系直接等同于国家关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主权国家的政策独立性。中苏论战的教训警示在处理国家关系过程中需要秉持正确的党际关系，面对不同政党观点需要“求同存异”而不能上升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让毛泽东看到领袖关系确实能够影响到党际关系，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也是密切联系的。因此在处理外交问题过程中，需要明确三者异同，运用党际关系原则处理国际外交问题。（作者：黄壹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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