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杭州转塘派出所接到李女士(化名)的报警,称12岁的儿子拿大人手机玩视频,两天时间给主播打赏了5万多元,这笔钱现在拿不回来。
李女士表示,事发后,她通过网络搜索拨打了这个直播平台的电话,希望通过沟通对方能退还大部分的充值款。但对方表示需要提供未成年人使用的证据,证明是孩子打赏了这些钱。李女士找到了一些孩子拿着手机、跟我们不在家的证据,但平台又说证据不足。于是,只能报警希望警方能够帮忙要回这些打赏出去的钱。
据了解,李女士在一所小学里当帮工,这五万元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无独有偶,未成年孩子偷偷用父母手机打赏网络主播的案例数不胜数。2018年3月,北京的张先生不满12周岁的女儿小晨(化名)使用自己的手机登录直播平台,并用支付宝10万元打赏男主播,张先生将直播平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打赏钱款;湖南省汨罗市14岁的男孩小云将家里卖牛存下打算用作农产品销售的启动资金的6000多元钱打赏给了喜欢的主播;湖南长沙12岁女孩萍萍在手机唱歌游戏里“打赏”,花掉了妈妈3万多元;深圳11岁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3万元积蓄;武汉10岁男孩玩游戏充值5.8万元;上海的孙女士发现银行卡上25万元血汗钱“不翼而飞”,原来,是13岁女儿小卞打赏给了男主播……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麻烦不断,乃至日渐表现为一种常态化的消费模式,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焦虑。而“打赏”的背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
一边是吸引人的付费内容和便捷的支付手段,一边是自控力和认知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对于此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事件缘何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何规范?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打赏”俨然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而许多未成年人已经成为“打赏”大军中的成员。然而,由于未成年人本身缺乏自控能力,对网络消费缺乏概念,也没有必要的价值指引,因此未成年人的非理性消费已经成为游戏、直播等互联网行业的通病,这一现象在直播行业尤为突出。
针对未成年人“打赏”乱象,更多的网络直播平台选择集体三缄其口。原因不难猜测,打赏是直播平台与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虽说多数未成年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打赏能力,但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自制力和理性,相对更容易沉湎、走极端,若无有效的门槛设置,背着父母进行天价打赏将会很常见,这对直播平台构成了不小的利益诱惑。只是,这种利用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盈利模式,注定难以持续,也背离了一个行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
尽管也有直播平台客服人员表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法律上有退还的可能,但很多时候,这种“事后补救”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盲目消费,更何况,这一追讨过程往往异常繁琐,会额外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有律师曾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证明是少年自己进行的游戏活动并充值,仅公证处对律师取证过程进行公证的步骤就多达数个。对于更多的家长而言,如此“追讨”耗时耗力,“举证”繁琐复杂,实在是不堪其累。
由屡屡出现的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事件来看,相关部门加强对直播平台打赏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此前有专家就呼吁,直播平台监管更有必要从内容审核延伸至打赏功能的完善,比如设置身份验证,通过人脸识别确认是否是未成年人,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提示所绑定银行卡持卡人,并设置打赏上限,阻截非正常打赏行为等等措施。
这些审查及防范机制,单纯从技术层面看并不复杂,也并非难以实现,然而却久久难以执行,说到底,还是有关方面并未正视未成年人打赏这个漏洞。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直播行业发展数年,依然未能建立对未成年人的“防火墙”,说明这个行业还是被赚快钱的浮躁心态所主导,仍未远离野蛮发展的原始阶段,更遑论健康的行业伦理。
在一个全面接轨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带给社会的巨大便利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其虚拟性和复杂性,互联网也给未成年人制造了更多的迷障乃至陷阱,这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它前所未有的考验着全社会,从学校到家庭乃至各行各业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责任担当和智慧。如何让孩子与互联网安全共处,这是互联网时代必须深思和应对的社会问题,而网络直播中的未成年人天价打赏,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警示。
说到底,管住孩子“打赏”主播的手,绝非一蹴而就。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纳入法律监管的轨道中,网络直播平台、主播和家长们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换来的将不仅仅是“打赏经济”等互联网产物的良性发展,更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