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中宏网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王镜榕)“当前我们正在探索大量新的混合机制,如投贷联动、PPP、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这些混合机制最终成型需要长期磨合的过程,目前出现了文化和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冲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强调,出发点不同的政策协调难度较大。运动式追求理想模式的政策实施方式,与经济实际运行要求的相对稳定和渐进调整相矛盾,一些政策的反复也给经济主体带来不必要的成本。
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凸显我国投融资体制不足
陈道富认为,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宽货币”无法顺畅转化为“宽信用”。表面上是风险化解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但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投融资体制的不足。
陈道富指出,当前,我国投融资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为“融资难”、“融资贵”和“投资难”。
一是融资难。融资难不仅出现在中小微企业领域,也开始出现在了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上,市场化运作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也广泛存在。
二是融资贵。我国企业资金成本偏高,面临普遍的融资贵问题。我国资金市场还存在明显的三元结构:银行、资本市场构成的正规金融体系;资产管理和各类准金融机构构成影子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和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度取决于进入哪类金融体系融资。
三是投资难。社会投资机会的匮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市场对房地产和银行理财产品的追捧。政府设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基金”,有些也以较大的杠杆获得了社会融资,但难以找到符合风险收益标准的项目,投资落地率不高。国有资本结构性调整基金、扶贫基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投资方的收益要求出现分歧,难以被市场接受。社会资金同样充裕,前些年的社会资本以高市盈率(PE)入股企业,今年已出现大量企业上市发行价低于最后融资方成本的现象。
市场利率日趋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
“融资难、融资贵和投资难是经济转型期的典型特征。”陈道富指出,经济转型期意味着经济增长需要从原来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动力和结构都要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个时期,市场认可的投资机会匮乏,建立在商业运作基础之上的信任较低,即商业信任是昂贵的,表现为融资“难”和“贵”。
另一方面,不论是“难”还是“贵”,都是相对概念,都有相对的“不难”和“不贵”。我国当前融资“难”和“贵”,是过度扩张和多元化带来的“后遗症”;也是相对于政府隐性担保泛滥,隐性债务急剧扩张而言的规范和转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难”和“贵”是相对于政府、国企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不难和不贵,这是商业信任降低后,社会信任从“商业”转向“物”(以房地产为代表)和政府的表现。
陈道富指出,当前融资难是市场“优胜劣汰”中“劣汰”功能发挥作用的表现,从不规范、过度扩张向规范、有序扩张的转型,既是转型过程中的合理结果,但可能并不“合意”,需要政府“有为”来引导。
“现有的投融资体系尚不能很好满足高质量增长和开启新时代的要求。”陈道富强调,但政策性金融存在财政和商业不同的目标诉求和考核机制,容易带来预算软约束等潜在问题。
“理想模式与实际运行巨大落差,快速转型带来‘不适’和‘紧缩’。陈道富认为,当着力打破刚兑,市场的利率开始真正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带来中低信用等级的企业利率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市场的合理回归,但转型也带来了信用收缩。”
投融资活力的关键在于投资
陈道富认为,影响我国投融资体制功能的其他因素包括,一是平衡经济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速下移和实现合理经济增速要求,为投融资体系设置科学目标;2二是财政、金融、企业的功能定位;三是激励约束相容的机制设计;四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艺术。
陈道富指出,投融资活力的关键在于投资。财政的金融化(财政的挤出效应)、金融的财政化(金融的道德风险)、问题解决的货币化是我国始终存在的,但又没有根本解决、制约金融功能发挥。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机构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不足,大量转嫁到企业;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竞争,还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
陈道富指出,投资、生产、财政和党性要求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激励约束机制。当前我国探索了大量新的混合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和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冲突,特别是在目标设定、考核机制上。转型期的政策很多属于“堵后门,开前门”,但当前开前门的政策,或者门槛太高,或者管道太小,破坏了“破”和“立”之间的平衡。
深化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既要着眼于根本,也要从经济和体制转型入手,回应当前迫切的政策诉求。”陈道富指出,为此,我国宜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市场预期。
“在税收征管水平不断上升的环境下,大幅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率。”陈道富指出,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融资能力和财政支出责任。
陈道富强调,严格区分不同责任,理顺各类主体和平台的激励约束机制。区分投资、经济和政治责任,根据不同主体平台特点,设计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此外,划分财政和金融职能,设计不同类别的投融资机制,推动金融的开放竞争。做好过渡性制度安排,科学制定和实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