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消息,在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举办的全国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市长问卷调查,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市长及城市管理者当中,81%的人认为,距离全面实现信用城市,大概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已经系统推进开展信用城市建设。
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数据,我国的信用体系覆盖度约为35%,相比美国92%的覆盖度有较大差距。这给城市发展带来不少阻碍,所以国务院在过去三年曾多次发布顶层设计文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指导和鼓励。
在峰会开始前一天,无锡、惠州、淮北这三个全国信用建设示范城市的“市长团”,特地提前赶到,走上杭州街头的,体验信用生活站点,以交流经验。大家发现,因为有信用,杭州市民不用交押金,就可以租用共享单车、充电宝、雨伞、借阅图书,还可以在无人零售柜买东西,而且,每次守信的行为都能积累信用。
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了信用借书,并希望未来可以打通全国图书馆,让用户不用交押金办借书证,纯靠信用就能在全国通借通还,无锡市副市长高亚光当场回应“欢迎先来无锡建一个!”惠州市市委常委胡建斌在体验一系列免押金、免交材料的信用服务后也表示说,“很方便,这些东西,我都想带回惠州。”
不仅杭州,在其他城市,信用也正在逐渐深入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深圳,26万老人领取养老金不用亲自跑腿去现场,只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次信用认证;在上海、南京等地,仅仅三个月,有近2万人,凭借信用,租房不用再“付三押一”,免除押金总额超6000万元;今年大热的共享单车,更是在100多个城市都推出了信用免押金服务,目前为止,已经为约3000万用户减免了40亿押金。
“信用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城市必须加快告别失信,迈向信用城市行列。城市管理者应当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信用有价’的实践应该在更多场景落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在接受接着采访时认为,中国城市对于信用建设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积极推进中,但中国的信用城市建设还不平衡。全中国约有600多个城市,而现在纳入全国的试点、示范的信用城市,大概也就只有43个,许多城市在认识上还有不足。
同时,对于信用城市的整体刻画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范本,这也导致对于如何建设信用城市,并没有经验、没有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路径。
而对于信用城市的建设,每个城市的突破口也各不相同。有些可以从法律层面突破、有些可以从政策层面突破、有些还可以从人员层面突破,这也意味着,现在在每一个城市,恐怕都不清楚、不知道,信用城市管理这项工作谁来统辖,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管理或者说是职能性的推动部门。
此外,信用信息的采集规范、标准、互通共享等还没有形成,这些问题还在阻碍着现在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统一的评价、评价的可比性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居民的、老百姓的生活层面上,可能这个影响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地扩大、有待于进一步地推广。”章政说道
连维良认为,信用城市需要我们共同打造,“信用有价”的实践应该在更多场景落地:在停车场可以先离场后自动扣费;办理公共事务,可以先办事后补资料;守信企业可以获得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优惠政策、财政资金等方面的更多支持,可以获得金融机构、信用服务机构发放的纯信用贷款;诚信个人可以优先获得创业培训、金融扶持、人才推荐等就业服务……这些都是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给市民生活、企业成长、城市发展带来的改变。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43个城市先后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在重点难点问题上探索创新、率先突破。全国659个城市的信用状况评估结果显示,既有一些城市不断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也有一些城市因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及时而被警示或约谈,城市信用建设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比较明显。比如,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面,尚有相当比例的城市尚未启动这项为市场主体明确“身份证号”的工作,297个副省级和地市级城市中,只有3个城市没有重错码,超过一半城市的重错码率在1%以上,甚至有2个城市达10%以上。信用网站建设方面,还有1个省会城市、83个地级市和286个县级市没有开通信用网站。此外,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双公示”方面,有一些示范创建城市上报量为零,截至今年6月底,仍有1个省会城市、56个地级市和217个县级市未开通“双公示”栏目。
在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彭蕾看来,对信用的需求已经体现在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如今市民们可以享受到用芝麻信用免押金租房,免押金骑行小黄车,免押金借充电宝、借雨伞等等。“大大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方便感,也降低了小微创业者的门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人从来不缺信用,缺的是一套体系,借助科技,现在用户的信用积累可以更加多元、多维、实时。”彭蕾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中国换道超车的机会,“目前,全社会可能还只探索了1%,还有99%的信用应用场景和价值等待大家一起开拓,在信用问题上,美国的今天不一定是中国的明天,中国的明天却有可能是美国的后天。”